作者 班瑪更珠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1959年8月，已經73歲高齡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和來自11個國家的19名記者、作家和廣播工作者一道，來到了民主改革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拉薩。

　　將近一個多月的親歷和見聞，令斯特朗感慨頗深。她在《百萬農奴站起來》一書中寫道：“西藏人民終于感受到了自由！從機場(當雄)到拉薩的路上，從那些衣衫襤褸牧民的身上，我們感覺到了這塊土地上的快樂在覺醒……我們的這種感覺在后面的參觀采訪中不斷再現：在羅布林卡游園會上出現了；我們被夾道歡迎時出現了；村民們十分好客時出現了；‘控訴大會’的怒吼聲中又出現了……很清楚，西藏人口將大大增長，長期衰落的狀況結束了。他們已經成為世界屋脊上的主人，這種主人翁的意識將不斷加強。”在高原最美好的季節里，斯特朗通過一名資深記者敏銳的觀察和直覺，領略到了這場徹底的社會變革為這個古老高原和所有高原兒女帶來的重生。

《百萬農奴站起來》封面。受訪者供圖

　　歷史的車輪

　　作為中世紀“黑暗時代”的產物，西歐的封建農奴制從公元15-16世紀開始廢除，隨之而來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為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從19世紀30年代初開始，經過多年斗爭和一場內戰，奴隸制于1865年12月在美國正式被廢除。封建農奴制在1861年的俄國、1864年的波蘭、1894年的冰島、1918年的波黑及1923年的阿富汗壽終正寢。但直到1959年，在已經宣告和平解放7年多的中國西藏，這個制度仍然在頑固地堅持著。

　　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的西藏今昔——大型主題展上，西藏歷史與封建農奴制展區展出的舊西藏郎子轄監獄的刑具——長方形木制四人腳銬。張勤 攝

　　封建農奴制在西藏有悠久的歷史。三大領主土地占有制從公元10世紀開始就逐步形成，并迫使所有農奴與他們建立起人身依附關系。和平解放前，長期實行的封建農奴制度，逐漸形成占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占有西藏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著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三大領主通過占有農奴人身，將其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絕對禁止逃亡。與此同時，寺院長期壟斷教育，且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僧人更是少數，導致西藏人口的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自給自足的經濟、三大領主的壓迫、神學禁錮的思想、對外隔絕的環境，使得西藏社會長期處于一種步履蹣跚的狀態。

　　到1956年底，新中國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務，標志著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社會主義制度從此在中國基本建立起來。在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改革始終秉持毛澤東主席提出的“慎重緩進”原則，條件不成熟，不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進行重大的改革。在這種思路下，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有藏族聚居的少數民族地區逐步推進社會改革，并于1958年基本完成，最廣大人民翻身得解放，最終實現了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經濟也迅速得到發展。

坐落于“藏東明珠”昌都市江達縣的崗托村是西藏解放第一村。趙朗 攝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當全世界人民奮起砸碎奴役枷鎖、當中國人民宣告從此站起來了、當西藏廣大受壓迫的人強烈要求翻身解放時，任何企圖阻擋歷史前進的腳步，甚至開歷史倒車的想法，都注定是荒謬且徒勞的。

　　人民的選擇

　　1951年，為了實現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其中，第十一條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十七條協議》還明確規定，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在執行協議的過程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進藏干部、軍隊的幫助下，西藏的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青藏、川藏、新藏公路正式通車，北京至拉薩正式通航，打破了西藏千年封閉的狀態，從此物資運輸更便捷，人員往來更方便，新鮮事物開始涌入古老的高原，人們開始有更多機會領略外面的世界。

G6京藏高速公路那曲至羊八井段與畫面右側的青藏公路并行。江飛波 攝

　　中國國務院特別研究西藏建設的有關問題，明確幫助西藏地方建立發電廠、皮革廠、鐵工廠、河堤水壩、農業實驗場等八項建設，為西藏社會的發展提供直接支持。西藏各主要城鎮逐步辦起了銀行、貿易公司、郵電局、人民醫院……可以說，經過多年的努力，西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逐漸得到了提高。

　　在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按照《十七條協議》的規定，進藏部隊和干部緊密團結西藏各族人民群眾，通過開辦學校、促進教育、建立團體、舉辦活動、加強宣傳等方式，積極推進各種文化事業。從1951年3月創辦昌都小學，到1956年9月成立拉薩中學，再到1958年9月建成西藏公學，西藏現代教育從無到有，逐步發展。截至1957年，西藏全區有公辦小學98所，在校生6360人；公辦中學1所，在校生700人。與此同時，新西藏的文化事業也全面起步。1953年10月1日，拉薩有線廣播站正式成立。1956年4月22日，《西藏日報》藏、漢兩種文版創刊……民智已開，大眾覺醒，改革成為西藏廣大民眾最迫切的愿望。

2020年7月7日，拉薩三高考點外，考生有序排隊進入考場。何蓬磊 攝

　　偉大的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如此界定：“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作唯一宗旨，把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解放勞苦大眾、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和平解放后，隨著西藏各項事業的發展和廣大民眾的覺醒，改革已成大勢所趨。但出于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尤其《十七條協議》相關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什么時候和怎樣進行改革等都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

　　1956年9月4日，中央在《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中，明確提出了西藏六年內不實行民主改革的方針。中央一直以來都以極大的耐心、寬容和誠意，勸說、等待西藏地方上層尊重民意，主動進行改革。

　　2021年3月28日，位于拉薩的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館新館正式對公眾開放，該館系中國唯一一個關于廢奴運動的紀念館。江飛波 攝

　　但面對失去封建特權和既得利益的局面，西藏上層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對進行改革懷著深深的恐懼，而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已啟動民主改革的消息也刺激著敏感的神經，加上分裂主義者長期不斷地蠱惑和慫恿，他們完全走到人民對立面，不惜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以反對改革。

　　全面叛亂爆發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維護祖國統一，徹底解放西藏人民，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5月31日，中央批復西藏工委《關于當前在平叛工作中幾個政策問題的決定》，按照“邊平邊改”的原則開始分階段、有步驟地實行改革。從此，雪域高原日月換新天。

2024年3月23日，西藏拉薩春意盎然，布達拉宮腳下柳樹吐綠。李林 攝

　　這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社會發展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其結果是讓百萬農奴從三大領主的封建統治中翻身得解放，從封建農奴制的剝削壓迫中翻身得解放，從政教合一的沉重枷鎖中翻身得解放，從神學為圭臬的思想禁錮中翻身得解放，是歷史的必然。

　　1959年9月9日，斯特朗依依不舍地離開拉薩。那個時代、那片土地和那群迎來重生的人，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腦海中：“他們的土地絕不是一塊容易生活的土地，能供給人們的是地球之巔的誘惑，堅硬但能豐產的結實土壤。獲得了自由的人們無所畏懼，友好地對待外來的朋友。”

　　作者簡介：

　　班瑪更珠，又名嚴永山，藏族，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2008年入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藏學》雜志社，擔任《中國藏學》漢文版編輯。2012年，調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從事西藏歷史和藏族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參與完成《西藏通史》等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多次承擔社會調研和涉藏外宣工作，在國內相關學術期刊上用藏、漢雙語單獨發表學術論文、譯文、綜述、文章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