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封建社會最殘酷的奴役形式。農奴主對農奴的人身控制、政治壓迫、經濟盤剝、精神摧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百萬農奴掙扎在極其黑暗、極端貧困、慘無人道的人間地獄。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為西藏地方與全國一起實現共同進步和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長期遭受壓迫的西藏百萬農奴也強烈要求進行改革。考慮到西藏的歷史和現實特殊情況，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六年不改”的決定，給西藏上層留出主動進行改革的時間。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妄想維持封建農奴制度“永遠不改”，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全面發動了武裝叛亂。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政府采取果斷措施。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領導西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由此，中國共產黨帶領西藏各族人民實現了西藏社會從封建農奴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跨越，不僅實現了從舊西藏“最黑暗的人間地獄”到今日“雪域之巔的幸福家園”的徹底蛻變，同時也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的偉大征程。

　　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終結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根本矛盾使然，是階級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這次民主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與西歐、俄國等地相比，西藏民主改革的徹底性，表現在政治制度、階級關系、生產關系、文化思想等維度。

　　政治制度的革命性重構：從“專制統治”到“人民民主”的劃時代變革

　　西藏農奴制，是從吐蕃時期的奴隸制演化而來，到13世紀普遍確立，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期，是20世紀中葉最野蠻、最落后的制度。其黑暗、殘酷比中世紀西歐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原因并不在于地理環境的封閉，而是在于高度的政教合一的體制。在這一制度的運行中，農奴主階級通過軍隊、法庭、監獄等專政工具，實現對廣大農奴的專制統治，形成了政權庇護神權、神權控制政權、神權與政權融為一體、共同維護農奴主階級統治的形式。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曾指出，政教合一是“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領執掌政教大權這一因素，導致西藏喪失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形勢的能力”。長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窒息了西藏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使西藏社會日益走向沒落和衰敗。

　　民主改革后，舊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被徹底終結，百萬農奴翻身作了主人，獲得了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政治權利。1961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普選，選舉產生西藏各級人民政權。大批農奴和奴隸出身的積極分子迅速成長，成為優秀的民族干部。通過踴躍參與政權代表的選舉，人民群眾獲得了參政議政的權利。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標志著西藏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農牧業社會主義改造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隨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全面建立并不斷完善，百萬農奴不僅獲得了做人的權利和尊嚴，還獲得了公民的各項權利。

　　階級關系的根本性調整：從“人身依附”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劃時代變革

　　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粗暴踐踏人的尊嚴，廣大農奴除了終身勞作外，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人格尊嚴，完全被異化為“會說話的工具”。在這一制度下，農奴主掌握著農奴生、死、婚、嫁大權，農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記入冊，注定了終生為農奴的命運。農奴被農奴主當作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賭博和交換。同時，為了鎮壓廣大農奴的反抗、維護其自身利益，舊西藏的上層僧侶和貴族制定了殘酷的“法典”。在舊西藏通行數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確將人分成三等九級，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統貴賤職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人命價為與尸體等重的黃金”“下等下級人命價為一根草繩”。農奴處于社會最底層，無法通過任何途徑改變身份。同時，在這一黑暗制度和法典的禁錮下，農奴極端缺乏民主權利，沒有任何自衛和反抗的可能，否則將面臨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等野蠻的刑罰。舊西藏的社會政治制度是扼殺西藏廣大人民民主權利的專制制度，是舊西藏廣大人民黑暗生活的罪惡根源。

　　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封建等級制度、人身依附關系和各種野蠻刑罰，徹底瓦解了階級壓迫體系，百萬農奴從此翻身解放。人不再分為三六九等，每個人不分貧富、地位和文化程度，從人格上一律平等；同時，人民群眾有了勞動的自由、流動的自由、自愿交往和婚姻自主的自由。被壓迫千百年的農奴，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第一次得到國家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生產關系的本質性變革：從“私有剝削”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劃時代變革

　　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發展。首先表現在生產資料的高度壟斷。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的生產關系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以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為其主要特征的生產關系。占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占有西藏幾乎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等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并通過超經濟的強制占有農奴人身。在這種生產關系下，廣大農奴被迫處于服從的地位，終年勞動卻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其次表現在超經濟剝削的運行機制。西藏農奴主對生產資料的高度壟斷和對農奴人身的超經濟強制占有。占西藏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極其沉重的賦稅、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盤剝。據不完全統計，僅噶廈政府征收的差稅就達200多種。此外，農奴主還通過發放高利貸、強迫攤派借貸的形式，進一步加強了對農奴的經濟剝削和人身束縛。在這樣的生產關系之下，舊西藏處于極度封閉落后的狀態，現代工商業和現代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事業幾乎是空白，農牧業停滯在原始生產方式上，生產力水平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極其低下。同時，由于舊西藏抵御自然災害能力低下，各種災害造成大面積饑荒和大規模人畜死亡的情況頻發。在拉薩、日喀則、昌都、那曲等地，到處可見乞討的老人、婦女和兒童。

　　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廢除了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徹底打碎了西藏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和生產資料占有形式。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完成了由封建農奴制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大跨越，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勞動主體的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熱情。百萬農奴翻身作了主人，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不僅可以在屬于自己的耕地和牧場中進行勞動和收獲，還可以取得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自由支配的權利。過去曾居無定所、食無定糧的廣大農奴得到了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自此開始西藏人民才獲得了基本的生存權。

　　思想文化的系統性重塑：從“精神鉗制”到“文化繁榮”的劃時代變革

　　舊西藏的文化生態，是由具有文化專制、文化壓迫和文化剝削屬性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所決定的。政教合一體制之下，少數人不僅掌握著地方政權、地方武裝、軍隊、糧食、生產工具等主要社會資源，而且通過佛教宿命論和輪回轉世思想，在精神上恐嚇和麻醉各族人民，使他們不敢反抗。農奴被灌輸“輪回轉世”思想，認為今生受苦是前世罪孽，甘愿忍受剝削。英國《每日郵報》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中寫道：“毫無疑問，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段以維持他們的影響和將政權繼續控制在他們手中。”世俗政權和宗教神權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共同構成僧俗一體的聯合專制體系，成為廣大農奴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枷鎖。在某種程度上說，利用宗教信仰實現精神鉗制比世俗的壓迫統治更加殘酷。同時，舊西藏的百萬農奴長期處于被壓迫、被剝奪、被奴役狀態，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毫無保證，更談不上文化教育權利。直到和平解放前，西藏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正規學校，教育和受教育的權利完全操控在統治者手中。農奴主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采取文化專制主義，凡與“三大領主”的利益或觀念相違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等，均被視為異端邪說，加以排斥。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中明確規定：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民族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1959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度，解放百萬農奴和奴隸，逐步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社會和文化發展邁入了嶄新的時代。西藏文化從此結束了為少數上層封建僧侶貴族所壟斷的歷史，成為西藏全體人民繼承和發展的共同文化遺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為滿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在促進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多種手段，保護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大力開創和發展現代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西藏全體人民作為新時代的主人共同繼承、發展和分享民族傳統文化，共同創造現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業，使西藏文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發展。

　　（執筆：黃慧，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西藏自治區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