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響起，96歲的史須昌身體微微前傾，目光如炬，仿佛望穿了歲月，回到那個炮火連天的年代。

　　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大會正在舉行。一大早，抗戰(zhàn)老兵史須昌就端坐在電視機旁，胸前戴著的“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熠熠生輝。

　　當徒步方隊鏗鏘前行、現(xiàn)代化裝備莊嚴亮相、新型戰(zhàn)機呼嘯而過，史須昌挺直微駝的脊背，淚光在深邃的眼眶中打轉——那不是悲傷，而是一場無聲的對話，一場與青春、與烽火、與逝去戰(zhàn)友的相逢。

　　十二歲，史須昌在縣城目睹日軍放出狼犬，活活咬死一名中國百姓。“那痛苦的叫聲和慘烈的景象，我一輩子忘不了……”

　　正是這一幕，在年幼的史須昌心里埋下了投身抗日的種子。

　　15歲那年，史須昌毅然參加了新四軍，成為一名衛(wèi)生兵。在槍林彈雨中，他抬擔架、救傷員，在血色硝煙中穿梭忙碌。

　　“怕？顧不上！上前線都是抱著必死的決心的。”戰(zhàn)場上的史須昌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把戰(zhàn)友救回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老人眼神中依然流露出的急切之情，仿佛那些等著被搶救的戰(zhàn)友就在眼前。

　　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他和戰(zhàn)友們相擁歡呼，哭哭笑笑，像一群重獲新生的孩子。“那種高興！簡直沒法形容。”

　　抗戰(zhàn)結束，戰(zhàn)事未止。史須昌隨部隊投身解放戰(zhàn)爭，1950年又隨十八軍進軍西藏，踏上“一邊修路、一邊進藏”的天險征途。

　　作為53師157團衛(wèi)生隊長，他親眼見證筑路部隊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用最簡單的工具開山辟路，看著戰(zhàn)士們用鐵鍬、炸藥與血肉之軀，在高原之上鑿出川藏天路，眼見戰(zhàn)友被塌方吞沒，因嚴寒倒下，卻始終無人后退。

　　更讓他觸動的是舊西藏農(nóng)奴的悲慘生活：“他們沒吃的也沒穿的，娃娃們看著可憐啊，也讓我們更加堅定，一定要把路修通，把幸福帶給西藏人民！”

　　1953年冬天，部隊在昌都境內的八宿休整期間，老阿媽益西卓瑪把戰(zhàn)士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愛，每天清早燒熱水給戰(zhàn)士洗臉，戰(zhàn)士們則幫她打掃房屋，送生活用品。雖然語言不通，但情誼相通，那份跨越民族的溫暖深深留存在史須昌的心間。

　　正是這份對西藏人民的深情，支撐著史須昌和無數(shù)十八軍戰(zhàn)士跨越生死，把路修到拉薩，把希望帶進高原。

　　1958年，為解決進藏人員子女教育問題，西藏工委（成辦）小學成立，史須昌擔任校長長達十年。

　　學校就是孩子們的家，史須昌既當校長又當“家長”，每一個孩子的生活習慣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一年365天都跟學生在一起，我沒有離開過他們一天。”

　　他手中走出的，是西藏第一批教師、醫(yī)生和干部，成為了西藏發(fā)展進步的中堅力量。

　　“孩子們都老了，我也老了。”老人笑著翻看手機里一年前聚會的合照，每一次重逢，都像是一次家庭聚會。

　　1972年到1989年間，史須昌先后任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駐成都辦事處政治處主任，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駐蘭州辦事分處黨委書記、主任，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駐西安辦事處黨委書記。

　　雖然在西藏的工作時間是短暫的，但每次只要有機會進藏，史須昌總會到處走走看看，拜訪曾經(jīng)的老同事。“只要回去，我必喝酥油茶、吃糌粑……那是回家的味道。”今年1月，得知日喀則市定日縣發(fā)生地震，他毫不猶豫地在第一時間捐款1萬元。“那是我的故鄉(xiāng)，我的兄弟姐妹。”

　　前不久，在布達拉宮廣場舉行西藏自治區(qū)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史須昌也是守著電視看直播。平時，每每看到電視里關于西藏的報道，或是聽到身邊人提起西藏的變化，他的眼中都會閃爍起光芒。

　　“我總盼著有一天，能坐上火車從成都到拉薩，哪怕能到林芝都心滿意足了。”話音未落，老人抬手拭過眼角，潸然淚下。

　　電視機里的閱兵盛況已經(jīng)結束，但老人依然久久凝視著屏幕。歷史性的時刻，天安門廣場的歡呼聲、雪域高原電視機前的贊嘆聲與抗戰(zhàn)歷史的回響聲交織在一起，完成了一場跨越八十年的時空對話——這盛世，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