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協一項最新的科研倫理摸底調研，引發輿論關注和探討。從這一“近年來對我國科研倫理水平較為全面的一次摸底”的結果，聯系前不久“換頭術”當事人在新聞發布會上一句“我不是倫理學家”所表現出的不屑和無知，竊以為，這方面的討論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早了，而是晚了。

科學家不是倫理學家就無需遵守倫理規范，跟“我不是法學家（或法律工作者）就無需守法”一樣荒唐。但這話正過來說，科學家是否應該比普通人更加聽從倫理的召喚，卻不是想當然那么簡單。

跟違法必究、犯罪必懲相比，社會對有違倫常言行的責罰和糾正歷來要復雜得多。這源于文明社會中，普通公民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底線，倫理道德是高限。科學家也是公民社會普通一員，當然享有“法無禁止即可行”的公民權利，這沒有錯。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特殊屬性，決定了科學家是一群手握“利器”甚至“神器”的人物，說白了，他們的專業行為，有著比常人更大、更深、更廣影響和改變世界的魔力，理應受到比常人更嚴格的行為約束。“更強的能力意味著更大的責任”，這一點，不僅符合理論層面的邏輯自洽，更是得到無數歷史實踐檢驗的必須和必然。

從已報道的現實來看，遠不止“我國科技工作者對于科研倫理的理解比較模糊和寬泛”，包括本就不多的科學倫理研究者在內，還局限于“科研倫理是指科研人員與合作者、受試者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倫理規范和行為準則”概念，停留在“主要包括受試者的權利保護、實驗動物倫理、環境影響等”范疇，而缺乏對科學與人類命運關系、科學對文明未來影響的終極關切，諸如“人類多大程度上介入自然”“生命科學是否冒犯了生命本身”“人工智能如何替代人”等等無可回避的重大問題，未見有深入、負責任、系統性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科技界急需補上科學倫理一課，是毫不為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