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扎根山川大地研究植物的科學家，是春風化雨培養人才的教育家，還是為科普事業盡心盡力的社會活動家。他用53年時間做了別人用100年才能做完的事。

他是鐘揚。

從復旦大學出來，灰暗的天空飄起小雪花，上海迎來2018年第一場雪。

時隔近半年，同事和學生們還沒適應離開鐘老師的日子。

“有我在，你們擔心什么呢？”鐘老師總能讓每個有困難的人定心。他那“哈哈哈”爽朗的笑聲是大家緩解焦慮的必備良藥。

一切在2017年9月25日戛然而止，出差途中的一場車禍帶走了年僅53歲的鐘老師。

猝不及防的永別和愉快的過往交織著，大家談起鐘老師，很容易突然泣不成聲。睿智、風趣、熱心、豁達、家國情懷……一位心有大愛的知識分子形象愈發具體：他是扎根山川大地研究植物的科學家，是春風化雨培養人才的教育家，還是為科普事業盡心盡力的社會活動家。

他用53年時間做了別人用100年才能做完的事。他是鐘揚。

青藏高原，他的科研樂土

“一個基因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希望，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建立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庫”，是鐘揚還沒完成的夢。他發現，西藏獨有的植物資源一直未受到足夠重視，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即使在世界最大的種子資源庫，也缺少西藏地區植物的身影。

過去十幾年，鐘揚每年有一小半時間都在西藏工作，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林芝雅魯藏布江邊，行路超過10萬公里，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他相信，現在為國家保存這些特有植物的基因，將帶給未來無限可能。

鐘揚常說，“不是杰出者才做夢，而是善夢者才杰出”。他的科研道路，就是在不斷地做夢、圓夢中走出來的。

1984年，鐘揚從中科大少年班畢業，分配到中科院武漢植物所，那時他幾乎不認識什么植物，因為他是學無線電的。一年后，他背熟了所有植物的俗名和拉丁名（國際植物學界進行交流的標準用名）。“當時他有一臺計算機，就琢磨怎么能利用起來研究植物。”復旦大學環境科學系副教授雷一東也曾在武漢植物所工作，他說鐘揚特別喜歡大膽假設。

隨著生物數據模型與信息系統的設計與實現，鐘揚越來越沉迷于他的“跨界”研究。千禧年來臨之際，已經是武漢植物所副所長的他毅然放棄副廳級待遇，來到上海復旦大學全心全意當教授，深耕分子進化分析方法及應用。

“西藏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鐘揚總是說，氣候條件越惡劣環境下的植物越有研究價值。特別是在青藏高原那些植被稀疏、蓋度小的地方，植物的分布規律體現了植物如何適應環境的進化過程。

“在海拔4150米的地方，他找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擬南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黨委書記楊永平研究員介紹，擬南芥是植物界的小白鼠，全世界有一半的植物學家都在研究它。在全基因組測序基礎上檢測功能基因適應性進化的結果表明，西藏擬南芥為目前世界上所發現野生擬南芥的原始群體。

援藏16年，帶出生態學“地方隊”

在青藏高原漫長的野外考察路上，鐘揚慢慢意識到，這片神奇的土地不僅需要一位科學家，還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復旦大學可以培養很多博士，但他們不一定對在高原上收集種子這種高勞動強度、低回報的工作有那么大幫助。”只有將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團隊，西藏的生態研究才能走得更遠。

從2001年與西藏大學開展科研合作，到2010年起連續成為中組部第6、7、8批援藏干部，鐘揚奔忙于西藏的高等教育事業，樂此不疲。2015年突發腦溢血后，醫生告誡他西藏不能再去了，但他不聽，接著申請中組部第9批援藏干部。

“本來定在9月28日，鐘老師來學校參加一流學科建設討論會。”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念叨著，仍然難以接受恩師的離開。鐘揚帶領藏大生態學拿到了第一個碩士點、第一個博士點、第一個自然科學基金，現在又入選“雙一流”。發展的框架剛搭起來，他們的鐘老師卻突然走了……

“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鐘揚曾在紀錄片《播種未來》里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他的第一個藏族博士扎西次仁已經成為自治區科技廳西藏高原研究所種質資源庫主任。

在藏大實驗樓四樓的一個實驗室門口，掛著教育部“青藏高原生物多樣性與分子進化”創新團隊的牌子。拉瓊介紹，團隊2010年獲得支持后，又在2016年獲得滾動支持。而他現在能做的，就是用好鐘老師留下的資源，加倍努力搞科研。

上海自然博物館里充滿科學的歡樂

“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事業，科學家的特質就是從中提取歡樂，然后把科學和歡樂一起帶給大家。”鐘揚是這樣要求自己的。擔任著上海科技館和上海自然博物館的顧問，17年來，無論展覽工程、科普活動，還是指導科技館員工，他幾乎有求必應，把已排滿的時間表再擠擠。

鐘揚50歲生日是在上海自然博物館過的。“那天是周末，他和我們討論了一天圖文版，然后晚上非要請吃東來順，我們才知道他過生日。”上海科技館研究設計院展覽設計部主任鮑其泂說，自然博物館建設過程中，鐘揚是圖文版的總負責人，反復推敲過每一個詞條。現在館里差不多一半的圖文版是他親自撰寫的，包括難寫的詞條和“前言”“后記”這種重要內容。

在自然博物館非洲展區，對金合歡的介紹就來自鐘揚的靈光一現。非洲稀樹草原上的哨刺金合歡為了防止自己被動物啃食，長滿10厘米的刺，但擋不住長頸鹿；刺里有蜜，吸引了螞蟻來居住，當家園受到侵擾，傾巢而出的螞蟻可以趕走長頸鹿。如何形容這種相生相克的關系？鐘揚想到了《菊與刀》，于是有了標題“金合歡的‘劍與蜜’”。

他是一個睿智的知識分子，又是一個熱心腸的老大哥。得知自然博物館展示青藏高原生物還缺高山蛙和溫泉蛇標本，他馬上表示出野外時可以幫忙找。現在，在青藏高原展區可以看到這兩件不算起眼的標本，但鐘揚作為標本貢獻人并沒有署名。

“8月25日，鐘老師來館里給中學生夏令營做科普講座，當時人太多，我就沒擠上前去打招呼，反正老見面。”說起這萬萬沒想到的最后一面，鮑其泂哽咽了。面向青少年的科普講座，鐘揚每年都要做幾十場，場場爆滿。能把科學講出趣味的人太稀缺，而他以一種段子手的感召力，能點燃普通人對科學的興趣。

還沒顧得上把一場場妙趣橫生的科普講座錄制成系列視頻，鐘揚突然走了。

在銀川舉行的追悼會上，花圈鋪滿廣場，人頭攢動，大部分人都是自發趕來和鐘老師說再見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會主席楊亞軍說，告別式前夕甚至買不到從上海去銀川的機票。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在上海，在西藏，鐘揚的事業還將繼續。而他在青少年心中埋下的科學種子，和在青藏高原收集的種子一樣，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