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年前，因為對一種野生動物成功進行了馴化，這才使人類后來永久性征服青藏高原成為了可能，它就是威武又神秘的野牦牛。

馴化牦牛種群的擴大對當地人類社會的穩定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也正是隨著人類規模和農業生產的擴展，這些當地牧民賴以生存的家牦牛不可避免地與它們的野生近親產生了激烈的生存競爭。

過去的一個世紀，野牦牛的種群數量不斷下降，一度面臨滅絕的風險。直到今天，作為青藏高原的旗艦物種之一，野牦牛受到關注程度嚴重不足，對它的科學認知還極度缺乏。

完美的適應能力

在廣闊無垠的青藏高原，牦牛是當地居民最重要的生活和生產資料，歷史上，它們還曾是戰士們的坐騎。牦牛和牧民們相互依存、不可分離，它們甚至早已進入了藏族人的文化和精神世界。最神奇的是，同樣在這片土地上，家牦牛的野生近親——野牦牛，還存續著它們的生命，成為歷史演化的物證。

從遠處看去，野牦牛聚集在一起，黑壓壓一片，并不顯得多特別，可其實不然。野生牦牛的體格要遠壯于家牦牛，一頭成年雄性野牦牛的肩高在1.75米以上，體重達800到1000公斤，可是家牦牛的兩倍多。它們也是青藏高原地區乃至中國現存的最大的有蹄類動物。

它們長著一對灰黑色的大角，雙角向外伸展并彎向后方。不同于家牦牛會出現白色、灰色、棕褐色斑塊，野牦牛通體都是黑色的，而且胸部、腹部的長毛幾乎能拖到地上，尾巴可以長達一米多，整個身體看上去就像披著一件巨大的蓑衣。

野牦牛的攻擊性也不是一般家牦牛能比的，要是它們犯起牛勁兒直沖過來，角頂腿踢，棕熊也只得乖乖繞道走。

在廣闊無垠的荒原，威武的野牦牛充滿了一種神秘感，它們有著謹慎的性格，天然地拒絕人類靠近。而在經歷了漫長的演化歷史后，野牦牛對這片區域擁有了完美的適應能力——首先，它們的血細胞大小只有普通牛的一半，而每單位體積的數量卻是后者的三倍以上，這就大大增強了細胞的攜氧能力，好讓它們應對高海拔長期缺氧的生活；它們的消化器官很大，采食、獲取食物營養的能力很強；再加上發達的毛發系統和少量汗腺，能特別有效地保持體溫，盡可能減少熱量損失，使它們適應最極端的寒冷天氣。

在著名保護生物學家、博物學家喬治·夏勒博士眼里，野牦牛才是這一地區的象征符號。

過去，科學家非常好奇野牦牛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被人類馴化的。最初，有限的研究和考古證據顯示，青藏高原馴化牦牛的時間大約是在4500年前。最近幾年，這個問題被基因測序的方法所破解。

四川大學教授劉建全的研究團隊依據野生和家養牦牛的全基因組群體遺傳變異圖譜計算發現，野牦牛馴化其實是始于新石器時代的7300年前，到了3600年前，馴化的數量增長了約6倍。而這兩個重要的節點，也正是科學家通過人類群體遺傳學數據推算的青藏高原史前人群兩次大規模增長的關鍵時期。

未知的野牦牛

在中國，真正意義上開始對野牦牛進行科學研究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夏勒博士受邀在青藏高原開展野生動物的研究工作。此后十年，他和中國的助手調查大部分野牦牛現有的和過去的分布區，對生態學研究的一些基礎信息進行了搜集。

夏勒在其著作《青藏高原上的生靈》中介紹，野牦牛大體上是生活在沒有樹木的高地，包括平原、山丘和高山，海拔從3200米到5400米的植物生長界限附近。

根據百年前西方探險家、博物學家的記載，巔峰時期的野牦牛種群在青藏高原的分布非常廣泛，除了藏北羌塘、新疆阿爾金山，青海西南部一直到中東部地區都有大量野牦牛的存在。最大的野牦牛群可以達到幾千頭之多，相當壯觀。

遺憾的是，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狩獵、捕殺，野牦牛種群盛況不再，分布區域一直在退縮。夏勒在20世紀90年代發現，除了羌塘保護區外，能看到野牦牛的機會已經極少了。經過部分樣線調查，再加上粗略的推算，野牦牛總數在1.5萬頭左右。

2011年，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的梁旭昶開始進入由西藏自治區林業廳支持的野牦牛調查項目。自2012年起，他又參與到第二次全國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中針對野牦牛的物種調查。

盡管這幾次調查大體上覆蓋了野牦牛的現有分布區域，但梁旭昶坦言，由于野牦牛總體數量很少，且大量集中在無人區，至今為止對它們的調查都只是基于一定的科學方法，缺乏嚴謹性，因此得出的數據結論依然存在較大的誤差。他表示，如果僅作為一種樂觀的判斷，目前野牦牛的數量可能接近2萬頭左右，有小幅的增長。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禁獵措施。

目前，野牦牛被IUCN紅色名錄列為易危，同時也是我國一級保護動物，但總體而言，研究人員對于野牦牛的科學認知還非常有限。早期，夏勒發現，雄性和雌性野牦牛的生活是分離的，有時甚至相隔很遠。雄性野牦牛習慣獨來獨往，或是結成小群，雌性則完全是集群而居，不會成單活動。他還發現，雄性野牦牛常常出現在草原上，而雌性野牦牛群體更愿意靠近山丘。

WCS資深科學家喬爾·伯格博士和他的同事2012年在可可西里的局部研究也證實了這個現象。他們推測，雌性偏愛以山地作為棲息地，也許是因為那里的水草生長更好，能喂飽自己和孩子，又或者是為了躲避捕獵。

“但現階段，這些發現都僅僅基于科學家的一些粗略的行為學觀察，并非嚴格的科學結論。”梁旭昶強調。

野牦牛還能退多久

雖然對野牦牛了解不足，并不完全妨礙我們對這一物種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梁旭昶認為，科學家對野牦牛生存和發展的總體風險是可以評估的。

不難理解，對野牦牛來說，食物分布的數量和質量問題會直接影響它們未來生存的好壞，而氣候變化可能對那些擁有關鍵生態資源的棲息地產生重要影響。

于是，他和同事利用WCS積累的野牦牛調查數據，結合多個物種分布模型方法，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

首先他們發現，相比起秋冬季，野牦牛在夏季更傾向于選擇海拔更高、地形更崎嶇且更接近冰川的區域。也就是說，野牦牛對棲息地的選擇的確可能存在顯著的季節差異。

接下來，他們模擬了不同氣候變化情景下野牦牛的棲息地變化的趨勢。模型設置的一種情景是溫室氣體排放控制較好，另一種則是溫室氣體排放控制較差。結果顯示，前者會導致野牦牛在植物生長季和非生長季的適宜棲息地擴張146%和35%，而后者使得它們在生長季適宜棲息地擴張194%，非生長季則是縮減76％。

梁旭昶解釋，對于生活在高寒地區的野生動物來說，植物非生長季節的食物狀況尤為重要，如果非生長季適宜棲息地縮減嚴重，大量野牦牛就有可能活不過那個冬天。

除此之外，該模型預測結論中更為關鍵的一點是，現有棲息地的變化趨勢。他們發現，無論在哪種情景下，野牦牛目前的適宜分布范圍都會嚴重縮減。這也意味著，它們要想活下去，就必須遷往那些可能擴張的適宜棲息地區域。“問題是，誰也無法保證它們真的能夠走到新的家園！”

即便沒有人類活動的影響，野牦牛的未來也不樂觀。

目前，野牦牛的分布區域絕大部分已經被壓縮到了羌塘中北部、阿爾金山、可可西里的保護區內，零星的種群與家牦牛混居在一起。整個青藏高原地區的家牦牛有1400萬頭之多，可以說，野牦牛完全生活在它們的包圍之中，越來越脆弱。

混居產生的嚴重問題是雜交，造成野牦牛的信息丟失、對自然災害的抵抗能力下降。梁旭昶提到，即便是遠在羌塘北部，也發現了雜交野牦牛個體，證明中部區域的雜交情況甚至滲透到了真正的無人區。

其次，發情期的野牦牛會對放牧活動產生干擾，它們沖撞、“擄”走家牦牛，致使牧民受傷等情況時有發生。梁旭昶說，也因此，當地牧民把野牦牛視為人獸交界地帶的麻煩制造者。

“基于法律保護和藏族人一些樸素的生態觀念，野牦牛和牧區還沒有產生極端的沖突行為，但誰也無法預測牧民的容忍程度。”在梁旭昶看來，重要的是必須挖掘當地老百姓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動力。

他表示，除了為僅有的保護區設立被壓縮的底線，現階段在那些人與野生動物共存的區域內，希望通過政府和社會資助，激發老百姓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做出適當的行動，比如拆除阻礙野生動物獲取食物的圍欄、垃圾不落地、組建巡護隊等，并將獎勵措施與保護成果直接掛鉤。

“歸根結底就是要建立一套成熟的機制，讓老百姓從保護中持續性獲益。”梁旭昶說，這也是他們正在實踐的社區保護項目的核心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