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科研、出版、評價與管理體系間究竟存在些什么問題？如何分析解決這些問題，使得中國科研在國際科學共同體中產生強大的影響力？不妨站在科研出版的視角大膽地對這些體系之間的“谷倉效應”做一些分析。

什么是“谷倉效應”

“谷倉效應”，也可以稱為“筒倉效應”，是由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吉蓮·邰蒂2015年出版的一本書的名字翻譯而來的。原書出版后，馬上觸動了企業界，或者說各個行業的管理人員的神經。作者將社會上一些各自為政、缺乏協調的企業或組織形象地稱作“谷倉”，各個組織或企業間缺乏相互協同的現象，稱之為“谷倉效應”。

簡而言之，所謂“谷倉”，描述的是一種“社會各體系間是獨立的，并且是孤島式的”現象。如果放在科學界來考察，科學研究領域、科技出版業和科研管理體系，就是典型的3個“谷倉”。

我們可以把“從事科研（過程）”“分享科研（出版）”“管理科研（水平）”看作3個大“谷倉”，一般情況下，它們是各自相對獨立的垂直管理系統，盡管都圍繞著科研展開，但實質上不會有直接的介入和滲透關系產生，彼此之間不太會直接發生“破倉”效應。

第一個科研的“谷倉”由兩部分組成，或者說科研的路分兩步走：第一步為有能力從事科研工作的新人，經過評審入門后，接受職業素質培訓（包括科研誠信守則、數據處理之規范、撰寫科研報告與文章的能力等）；繼而組建團隊，申請基金，上升到第二步做科研。最終做出創新或有用的成果時（即使是多次試驗失敗的結果），科研人員會根據專業特點和成果水準，選擇有影響力、發布時間快的期刊投稿并出版，最后會集結出書，為這一階段的研究工作留下科研文檔。這個過程始終貫穿著“有誠信、有價值、可重復、快發布”的宗旨。

第二個學術出版的“谷倉”緊緊圍繞著21世紀科技資源的訪問，基于“技術為上，面向用戶，深度出版”這個原則展開。出版人不僅要從理念上支持“開放科學，早期共享，透明科研”，還要在技術上實現持久數字標識（doi），開放作者科研身份（ORCID），建設智能化的訪問平臺，讓查找、下載、引用、評審、檢測計量可視化。說實話，以上一系列新趨勢都是建立在以技術為前提，為科研做“嫁衣”的基礎上。因此說21世紀的出版人壓力有山大，除了要為第一個“谷倉”的成果發布打造服務平臺，還要與一系列的國際信息技術接軌，做到不落伍，跟上智能時代的出版步伐。最終落腳點是讓發布的內容有誠信，讓所有的產出能找到，讓科研評估計量有根據。

第三個科研管理的“谷倉”展示了當前“改革”呼聲最高的中國科研管理體系的相關內容。隨著中國科研水平的快速提升，開放的科學、創新的人才、誠信的績效、有公信力的評估、新的獎勵機制、新的計量指標，在科學、技術與醫學（STM）不同學科間的差異與比較，無一不挑戰并考驗著中國科研管理體制的公平和公正、考驗相關管理人員的智慧和水平。管理的確是一門大學問，民間也有一句實話，“好的管理機制，做壞事代價大；壞的管理體制，好人都有可能做壞事”。總之，大家的共識是，好的科研管理體系能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事倍功半。對工作在一線的中國科研人員的勤奮、智慧、成果與價值是需要真實的影響力來評估、計量、獎勵、記載與建檔的，這也是管理體系面對開放科學的一個新挑戰。

如何穿越“谷倉”

從表面上看，3個“谷倉”之間沒有直接交集，但是我們從三倉之間為科研所擔負的任務及發展戰略上看，有著大面積的重合性。譬如，“開放科學、早期共享、透明科研過程”是三倉當前共同的出發點，也是“科研、出版與管理面臨的新趨勢與新要求”。

在此就以出版，這個擔負著“分享科研”的“谷倉”為例，討論“谷倉”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系，探討穿越“谷倉”的必要性，讓服務科研，提高中國科研成果的國際影響力更為實際，更接地氣。

第一，科研人員對“破倉”充滿期待。這里引用一位從事計算材料科學的Jayaraman教授的一段話，她在今年召開的“美國科學技術醫學（STM）年會”上，從科學家的視角談到分享科研對期刊出版的一些需求。

她談道：“為了提高可重復性，所有期刊應該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數據，并且對這些公開的數據，應該做到：將強制正確引用原始數據；將允許發布‘負面’結果；將啟用搜索特定主題的原始數據；將啟用數據挖掘和機器學習。”

同時，她又強調，現在正是要考慮開放審稿流程或在線開放評審與離線盲審的混合式模式的時候了。因為此舉有利于消除：針對特定類別文章的偏見；社會和認知的偏差；不可靠的評估者的評審；無法檢測的錯誤和欺詐；缺乏透明度或不道德的做法。

由此來看，“科研谷倉”對“出版谷倉”的期望值與新的出版技術趨勢高度契合，同時也提示“管理谷倉”在計量評估科研成果時，要注重出版平臺上的“原始成果”的檢測與引用。

第二，出版者對“破倉”積極響應。首先，出版者要了解科學家的愿望，放眼看清國際出版的技術趨勢，才會有更為實效的“破倉計劃”。今天的科學家更愿意選擇開放獲取（OA）的出版模式分享知識與成果，尤其是受到政府基金資助的項目，從發達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科研管理政策要求來說，也必須如此。如Elsevier主管科研的副總Gabriel博士談到，該公司旗下2016年統計出版了42萬篇文章，其中超過2.5萬篇選擇了開放獲取。為此Elsevier眼下也是積極地從出版模式到技術革新，以及與科學家的共融共贏的戰略與影響，來考慮“破倉效應”。

以筆者所在的浙江大學與浙江大學出版社為例，僅從期刊服務學科的視角，2016年實施了“浙江大學高水平專業學術期刊創刊”計劃。在已有6本SCIE綜合專業刊的基礎上，浙江大學出版社連續3年積極申報科技部聯合六部委的提升中國（英文）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計劃（PIIJ）中D類新刊項目，在年中率只有20％的概率下，6刊新刊中標。2017年以來3本學科新刊已經面世，后續會有更多的專業新刊見世。浙大這項計劃的實施本身就是一種直接“穿越谷倉”的體驗。因為3年來出版社的編輯相繼進入第一“谷倉”，跟蹤科研團隊，摸清學科脈絡，為科研團隊辦刊做咨詢和服務，幾個新刊得以快速上線。

第三，管理者對“破倉”作用重大。位于第三的“管理谷倉”，其作用不可小覷，神似“大管家”的身份。其工作任務需要管理人員必須穿越和熟悉前面兩個“谷倉”的內涵與外延，如它對第一“谷倉”的穿越覆蓋面從“人”到“果”無不涉及。從科研團隊的基礎——研究生培養做起、到科研項目的申請與完成、以及成果的產出與發布、繼而是對影響力的績效評估，其后半部的工作也是要“借助”或“穿越”第二“谷倉”的出版在線資源方能完成。因此該“谷倉”的管理人員既要出身于“科研”，又要懂得“分析利用”出版資源，還要“制定”良好的各類科研管理政策，選擇“誠信公正”的同行評議專家，因為最后的落腳點是，評估與獎勵的項目真的有影響力，公信度高。

“破倉”的幾個要點

從出版視角看，“破倉”有幾個看點：

一是科研、出版、管理三者共同協力打破籬笆，弱化科研“立項、研究、成果到驗收”的界線。

二是數字時代的出版者要轉化概念，即從“立項介紹、研究跟蹤、章節出版到成果匯集， 實現全程介入，實時在線發布，促進交流與監督”。簡言之，變成果發表為全程在線報道。

三是出版者既要“前伸”服務，為科研新人入職提供“資源、培訓、建檔”，也要做成果發布后其影響力的“后延”追蹤。周而復始，可持續發展。

總之，三個系統只有徹底“破倉”，方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為科研服務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