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德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最近一些年來，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的目標和任務，不少經濟學家也為此做著各自的努力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在中國經濟學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必須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另一方面，還須求諸于中華民族的歷史和優秀文化傳統。筆者認為，中國歷史的人文傳統將對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產生顯著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對當前經濟學過分的科學主義傾向提供新的借鑒。

1.經濟學科學主義的演進路徑及其“去價值化”的理論誤區

西方人文傳統源于古代希臘和羅馬，但在中世紀為宗教神學所湮沒，以后又在文藝復興時期被重新提出。不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主要是資產階級用作批判宗教神學和封建專制的武器，而當資本主義興起以后就被棄如敝履。西方經濟學創建之時，人文主義衰落，理性主義興起，在這樣的背景下創建，西方經濟學自然較少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相反，卻沿著理性主義路徑日益走上科學主義道路。這個過程大概可以概括為四大步驟：第一步，亞當·斯密將人的理性和感性分開，將經濟學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設基礎之上，經濟學成了理性經濟學；第二步，李嘉圖將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分開，將經濟學專注于純粹抽象和演繹方法，使經濟學成為非歷史的經濟學；第三步，后古典主義者如穆勒等將實證與規范分開，經濟學開始擺脫道德倫理等價值判斷，使經濟學成為實證經濟學；第四步，新古典主義者以自然科學為榜樣，運用邊際分析和數學方法，試圖使經濟學成為與自然科學一樣的“實驗科學”。這樣，經過一系列過程，經濟學走入一個盡善盡美的邏輯世界，甚至走進一個數學模型構成的公式化世界，從而最終實現了去價值化，成為純粹的科學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的科學主義方法，一方面實現了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闡釋，另一方面卻導致了人文價值的缺失。首先，經濟學成了以物為本的經濟學，而人的本質欲求逐漸消失在有關效率目標的闡釋和解決之中；其次，經濟學成了沒有歷史的經濟學，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多樣性消失在抽象的邏輯演進之中；最后，經濟學試圖闡釋普世主義的道理，由此泯滅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區別和價值訴求。這樣一來，西方經濟學家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經濟理論作為了普遍真理向世界推銷。而在這一過程中，原始的商品拜物教經過貨幣拜物教轉變為資本拜物教，到了現代社會則進一步演變為“GDP拜物教”，從而影響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影響。筆者認為，為了扭轉現代經濟學的這種缺陷，有必要重新強調經濟學的人文價值，重建人文經濟學。

中國的經濟學是作為“舶來品”從西方引進的，正值中國人文傳統衰落而科學崇拜方興未艾之際。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引入的經濟學，是作為科學經濟學被直接“拿來”的，完全沒有中國的人文元素。隨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傳入中國，成為與西方經濟學競爭的科學思潮。不過，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受到“蘇聯范式”的影響，導致教條主義盛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大規模全面引進，中國經濟學進一步向科學主義方向發展，人文傳統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

經濟學的科學方法本身是正確的方向，特別是邊際分析方法，是適應于工業化時代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當工業現代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經濟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以后，經濟學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經過了“去價值化”的經濟學卻不能提供有效的闡釋方法和解決方案。因此，科學主義的經濟學必將遭到質疑。近些年來，復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建立中國經濟學的呼聲交相興起，經濟學的人文轉向這一問題也進入人們所討論的話題之中。

2.人文之“人”：中國經濟學的人本理念、人性假設和美好追求

中國的人文傳統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載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而言，前一方面體現了經濟學研究的“本體論”轉向，后一方面則體現了民族文化對經濟學發展的價值。

中國文化傳統講天人合一，以人為本。這里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體意義上的，強調人的本質、人與物或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在這樣的人文視域之下，中國經濟學應具備以下特點：

首先，中國經濟學應是“人”的經濟學。中華民族根據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歷史過程，形成了以“人事為本”的人本史觀，“以人為本”的價值傳統。但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物本”的主導性壓制了“人本”的主導性，致使人們“喪己于物，失性于俗”，成為“倒置之民”。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確立人在經濟學中的位置，重建“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從物的經濟學轉變為人的經濟學。而對于國家來說，“以人為本”就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為本，即“以民為本”。無論“人本”還是“民本”，其具體體現都是民生，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國經濟學的當代建構，就是在人本史觀基礎上，重建“以人為本”的價值傳統，確立“以民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為本”的“人”的經濟學和“以民為本”的“民生”經濟學。

其次，中國經濟學應是“善”的經濟學。中國傳統文化將“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進一步提升為以“仁”為本的價值高度，從而確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本位。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就是要恢復經濟學的倫理性質，主張從“人性”出發建立“仁性”秩序，用“價值”來矯正和規范“理性”，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所以，經濟學不僅要研究人的理性，還要研究人的感性，更要研究人的“仁性”；不僅要研究人的“利己”行為，還要研究和鼓勵人的“利他”行為。這樣，競爭作為經濟學的天然原則也要有所改變，即從強調競爭效率轉變為強調合作效率，建立“合作為體，競爭為用”的市場經濟原則，實現社會整體效率的提高。

最后，中國經濟學應是“美”的經濟學。在人的理性和感性之間，以“仁”為核心價值的中國傳統文化偏重于感性，具有濃重的“詩性”特點。西方經濟學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人”假設基礎上，忽視了人的感性方面，進入“理性人—經濟人—經濟動物”的誤區。而要實現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就必須重建經濟學的人性假設，將經濟學建立在“現實的”人性基礎上。而現實的人，不僅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因而才是活生生的；不僅有血有肉，有物質需要，而且充滿激情，充滿仁愛之心，同時有精神追求和文化需要。所以，實現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除了要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還要追求“美”。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發展的目的不僅僅是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不僅僅是人的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的全面提高，還要求生活方式的多種多樣，包括快樂勞動、率性自由、身心如一的幸福感，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人在勞動中肯定了自己的個人生命，從而也就肯定了人的個性的特點，因而人們的勞動是創造性的勞動，勞動既創造價值也創造快樂，還創造美。總之，中國經濟學必然反映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是超越人的理性，彰顯“感性”和“仁性”的“人文”經濟學。

3.人文之“文”：中國經濟學的歷史方法、民族敘事和話語體系

人文化成，文以載道。這里指的是人文之“文”，也就是歷史、民族和文化。這里的問題核心在于：文化是歷史形成的，不同民族由于有不同的歷史，因而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利益訴求。因而，不同民族的經濟學要有不同的民族表現形式。

第一，中國經濟學要采取歷史方法，即唯物史觀和歷史敘事。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會存在；既包括人的現實存在，也包括人的歷史存在。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中華民族根據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歷史過程，形成了獨特的歷史觀，“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來”，以“理”以“仁”，中庸中道，構成了特殊的歷史敘事。這就要求我們努力挖掘中國歷史資源，包括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資源，為中國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歷史唯物主義闡釋，建立中國歷史敘事的經濟學。

第二，中國經濟學要體現民族價值，即民族利益和價值訴求。西方經濟學希望以理性主義同化不同的文化和價值，建立所謂的普世主義經濟學。但韋伯也說過：“作為一門說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跨民族的，但是，一當涉及要作價值判斷，政治經濟學就必然受制于人類的某一特殊族系。”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也開始認識到，從實踐層面上看，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發展模式，更不能等同于中國的發展模式；從理論層面上看，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界的“殖民主義”傾向和中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消費主義”傾向已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學界也已認識到，西方的經濟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經濟利益和中國的經濟利益。因此，中國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必然是體現民族價值即體現民族利益和民族訴求的“國民經濟學”。

第三，中國經濟學要有特別的民族形式，即民族語言和話語體系。語言是文化的符號。不同民族的文化價值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訴求也必須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得以表達。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隨著本民族語言的形成和興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學術話語體系，即所謂“文以載道”。西方經濟學試圖消除歷史差別和民族差別，全面整合各種不同的市場游戲規則和不同國家的經濟利益，對中國經濟學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致使中國經濟學界一度喪失了自己的話語權。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國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國經濟學的興起。但中國經濟學的興起并不能依賴西方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的認可，而在于中國經濟學自立于世界經濟學之林的能力。歷史上看，中國形成了完整的、獨具特色的經濟模式和經濟思想，這是中國經濟學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經驗源泉和學術資源。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指導下，吸收西方經濟學學術話語，發掘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資源，形成獨特的經濟學話語體系，構建“中國話語”的經濟學。這就是中國經濟學的“民族形式”。

4.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是中國經濟學人文轉向的樞紐

中國的經濟學經過百余年發展，基本上已經形成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經濟學的融合，但是尚未實現與中國人文傳統和民族價值的有機融合。實現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建立中國經濟學，是我們當代經濟學人的歷史使命。馬克思主義既主張人類社會發展存在共同規律，同時也承認不同民族的不同歷史，主張普遍真理與具體實際的結合，在學術建構上采用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的也是人文的。科學的方法應該是從歷史與現實到理論，再從理論到歷史和現實，這樣反復接觸，反復檢驗，才能提出科學的理論。而科學的理論必須與具體實際相結合，就是說，從一般的經濟理論出發所做的研究，必須與具體的經濟實際和實踐相結合，也就是與不同歷史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實現經濟學的人文轉向，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同時結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因而，馬克思主義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是中國經濟學人文轉向的樞紐。

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化，這種文化已經作為基因存在于整個民族的血液之中。正是這種文化基因構成我們與其他民族的區別，也決定我們與其他民族的不同歷史和不同未來。我們要正視自己的歷史文化，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宗旨和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經濟學。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