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學博士 朱中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人類思想史上，還沒有一種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了如此廣泛而巨大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學說誕生于十九世紀中葉，以人類工業文明的社會存在為學術語境，是百科全書式的科學體系，指明了人類發展方向。170年來，馬克思主義以無上的真理光輝和科學魅力，贏得全人類尊崇。從1886年開始，恩格斯正式使用“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當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學家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是不可超越的。”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只有中國人最了解自己。”100多年前，中國社會轉型、現代化開啟之初，在經歷君主立憲制、議會制、總統制等嘗試失敗后，李大釗、高一涵、陳獨秀、鄧中夏、毛澤東等一批革命先哲和中華傳統文化的碩儒大師，以仁人志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苦求救國救民真理，最終從“十月革命”的炮聲中，從思潮泛濫的“七主義八主張”中，選擇信仰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贏得了光明。

　　事實上，每個政治體系，包括信念、態度和情感，都鑲嵌于對政治行為具有內生導向力的特殊模式中，其底蘊就是歷史文化。大而言之，中國的歷史文化就是人的文化，地上的文化，唯物的文化，這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具有同頻共振的文化因子。

　　——從文化哲學上講，兩者都旨在人的解放。文化是人類的生活方法。文化哲學是對人類的自身生存及其生存世界進行哲學追問，作出意義界定，為人的現實存在和活動提供人文智慧。

　　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諸子百家）都是關于人道、天道、天人合一之道，旨在將人從奴隸枷鎖和巫神桎梏中解放出來。一是“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二是將人置于社會中心，遠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三是把人的價值提到新高度（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四是承周禮啟人仁，將人性導向真善美，使人活出生命尊嚴和生活美感。

　　馬克思主義旨在將人從工業文明的工廠化專業化勞動中解放出來。分工與合作原本是人類的偉大發明，但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則分工對人就是一種異己的壓迫力量。只有通過充分發展生產力，極大提高勞動效率，“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才能使人解脫異化鉗制，得到自由全面發展，即“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從社會運動上講，兩者都旨在“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大同社會理想是人性向善的真情表達，雖有運動意蘊（大道之行也），但少學理證明，也就僅僅是理想而已。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社會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指出“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態，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態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樣，就使中國社會文化中具有2000多年歷史的大同社會憧憬有了學理依據和實現路徑，以致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驚呼：馬克思主義是“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

　　——從意識思維上講，兩者都旨在實踐理性。“學而時習之”。這里的“習”：一是指知識溫習，二是指實踐履行。著重于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談那些不著邊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注重實踐理性，強調實踐功效，也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

　　事實上，“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這樣，馬克思主義就揭示了人類歷史文明進步的內在動力，為中國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

　　——從理論體系上講，兩者都旨在開放發展。列寧指出：“在馬克思主義那里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內核的儒家學說，是借基周之禮義（“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發展起“仁”理論：“里仁為美……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唯仁者能好人……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論語》中孔子講了104次“仁”，最終也沒給出唯一定義。因為“仁”是開放性概念，可謂因人而仁、因事而仁、因情而仁，主要指向人生修進的三個層次或三種境界：一是人之性——向善，二是人之道——守善，三是人之成——至善，這樣的“仁”就是無盡的過程，即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德經》）真要給出具體定義，其外延和內涵就框死了，也就封閉了自身發展。這就是費孝通在《面對世紀之交，回顧傳統文化》中闡述的：“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來一直維持延續下來的力量就是包含在傳統文化里的這股相容和融合的凝聚力。這種精神力量是隱藏在群眾的生活里的人生態度……憑借這種人生態度，中華民族有能力吸收外來的各種文化思想。”

　　正因為兩大理論體系都是開放發展的，才有了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芒在中國的激情綻放，才有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偉大實踐，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