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一超多元”的國際貨幣格局下，人民幣想要打破國際市場對美元、歐元的使用慣性、路徑依賴，最終實現與中國經濟和貿易地位相匹配的貨幣地位，仍然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進程，必須不懈努力。面對當前世界經濟格局和貨幣格局的變遷，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

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都不得不面對來自國外宏觀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嚴重沖擊。為此，需要未雨綢繆，深入研究宏觀政策分化的外部性和傳導機制，探討實現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總體框架和有效路徑，為順利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階段目標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加強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溝通和協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策溢出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和不確定性，有力保障宏觀政策實現預期效果，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助推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目標實現，形成更加穩健、平衡的國際貨幣新格局。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近日發布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8》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是人民幣逐漸從中國的主權貨幣發展成為主要國際貨幣的過程。在當前“一超多元”的國際貨幣格局下，人民幣想要打破國際市場對美元、歐元的使用慣性、路徑依賴，獲得廣泛使用的網絡效應，最終實現與中國經濟和貿易地位相匹配的貨幣地位，仍然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進程，必須久久為功，不懈努力。面對當前世界經濟格局和貨幣格局的變遷，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

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反彈

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經濟形勢復蘇向好，貿易與投資回暖，發達經濟體增長勢頭鞏固，新興市場企穩回升。我國經濟在轉型升級的強壓下保持穩健，新動能更加強勁，增長表現好于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年內連續四次上調我國GDP增速預測。綜合國力提升，改革開放有序推進，夯實了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基礎。總體來看，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逐漸消化前期負面沖擊與預期，在波動中顯著回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保持穩定地位。截至2017年四季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為3.13，同比上升44.80%，強勢反彈，基本回歸至2015年水平。

2010年初，RII只有0.02，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使用幾乎完全空白。由于跨境業務和離岸市場的成長，人民幣國際化在初期呈現爆發式快速增長，到2015年第三季度RII已經攀升至3.60。之后在國內外金融市場深度調整的大形勢下，人民幣匯率預期逆轉，國際支付中的人民幣份額有所下降。隨著離岸金融市場上套利性、投機性的人民幣頭寸加速消失，到2017年第一季度RII深度回調至1.49。而在“泡沫”被充分擠出后，人民幣國際化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并且隨著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制度紅利逐步釋放，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徹底扭轉前期疲弱態勢，觸底后鞏固回升。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RII已升至3.13，同比提高44.8%，基本上回到2015年的高峰水平，與日元、英鎊的國際化水平十分接近。

從結構上看，全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份額為1.79%，同比有所回落；包括直接投資、國際信貸、國際債券與票據等在內的國際金融人民幣計價交易綜合占比為6.51%，創歷史新高。特別是在貿易保護主義帶來嚴重不確定性、全球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度萎縮的情況下，人民幣直接投資的全球占比有較大上升，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提供動力。目前，全球已有60多個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儲備。人民幣在IMF可識別外匯儲備中占比達1.07%，同比上升0.23個百分點，表明人民幣資產在全球市場的吸引力顯著提高，人民幣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獲得進一步實質性確認。

人民幣國際化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在過去的十年里，國際貿易、直接投資、國際貨幣格局無疑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結構變遷意味著國與國之間、區域之間、區域內部必須進行國際分工重塑和利益格局調整。這勢必引發方方面面的摩擦與沖突，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甚至爆發局部戰爭。這種逆全球化行徑，嚴重干擾了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亟需加強國際政策協調，避免對抗升級，尤其要防止局部戰爭擴大化，為全球經濟的穩健發展營造必要條件。

2018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改革開放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實現長期高速增長的政策法寶。進入新時代后，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仍然離不開改革開放，尤其是要實現更大格局、更高水平的開放。開放意味著打開大門，讓資金、技術、人才、商品在國內外自由流動，實現優化配置，從而提高人民福祉和獲得感。如果沒有多層次、全方位的政策溝通和協調，沒有良好、友善的國際環境，即使中國設立更多的自貿區，對外經濟合作也無法順利開展，自由貿易、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就只能是空中樓閣，難以落到實處。

鑒于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威脅世界經濟健康發展，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轉向導致流動性緊縮，沖擊國際金融穩定，增大發展中國家金融脆弱性和危機發生概率。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都不得不面對來自國外宏觀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嚴重沖擊。而這些沖擊會威脅到我國高質量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并將削弱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為此，需要未雨綢繆，深入研究宏觀政策分化的外部性和傳導機制，探討實現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總體框架和有效路徑，最大限度地減輕我國經濟發展遭遇外部政策沖擊的負面影響，為順利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階段目標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今年還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五周年。在此期間，我們對內確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導中國經濟進行全面深入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外秉持區域經濟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積極探索具有跨區域、跨文化、跨經濟發展階段等鮮明特征的國際協調新模式。盡管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動蕩不安、令人擔憂，但“一帶一路”倡議贏得的廣泛贊譽和積極反響卻令人歡欣鼓舞。隨著更多項目落地和技術標準等合作規則相繼出臺，這一由中國主導的糾正世界經濟失衡的國際協調機制創新已初見成效，必將為推動全球經濟更加公平、均衡、穩健發展做出更大的“中國貢獻”。

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框架和重點突破口

課題組在歷史經驗借鑒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充分論證了人民幣國際化進入發展新階段后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探索我國在國際政策協調中的目標定位和實現路徑，并就國際協調的頂層設計、現實突破口、機制建設等給出具體分析。

歷史經驗表明，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容并非一成不變，協調機制也需不斷與時俱進。隨著世界經濟格局和貨幣格局的變遷，原有協調機制難以取得實際效果，必須進行改革和完善，并在各方力量的推動下逐漸形成新的協調機制。

過去二百年間，國際貨幣格局經歷了英鎊由盛轉衰、美元主導地位確立和歐元誕生等一系列重大改變，國際協調機制也從由軍事力量主導的政治利益協調，到國際組織牽頭下的多方協調，再到不斷興起的區域協調。不難發現，每一次主要國際貨幣的更替都導致國際政策協調的發展演變，新興國際貨幣都擁有自己主導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和平臺。任何處于上升期的新興國際貨幣，都要接受傳統國際政策協調機制的“考驗”，不合格的只能被迫退出國際貨幣競爭；幸存者還必須積極打造新的國際協調機制以贏得先發優勢，為本幣國際化構建制度基礎。實際上，創新協調機制的成敗，決定了新興國際貨幣在新格局中的地位高低。顯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必須服從這一歷史規律。

宏觀政策國際協調與人民幣國際化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人民幣國際化是改革和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果，有助于豐富國際政策協調內容，提高協調機制的運行效率；同時，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能夠營造人民幣國際化所需的外部政策環境，確保其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中順利地水到渠成。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由該國經濟規模、經濟穩定性、產業競爭力、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度決定。為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產業結構優化、國際競爭力提升等目標而制定和實施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經濟結構轉型政策等，毫無疑問，為推進貨幣國際化奠定了必要的經濟和制度基礎。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可能極大地削弱我國政策效果；單純考慮自身經濟發展目標而制定的經濟政策也很有可能對周邊國家或其他國家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引發經濟沖突，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目標的實現。加強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溝通和協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策溢出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和不確定性，有力保障宏觀政策實現預期效果，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助推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目標實現，形成更加穩健、平衡的國際貨幣新格局。

課題組認為：全面高效的宏觀政策國際協調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要將貿易、貨幣政策作為短期協調的重點內容，將結構改革、宏觀審慎政策納入協調范疇，從而完善國際政策協調框架；要重視多層次國際組織在協調中所體現的平臺功能，積極尋求在新興國際協調平臺上發揮引領作用。報告強調，要在“一帶一路”上開展內容豐富的區域合作機制創新，為國際協調理論和實踐提供新樣本、新模式；妥善處理中美貿易摩擦和政策分歧，這是實現無危機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也是當前我國進行國際政策協調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經濟參考報記者 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