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創造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奇跡的重要力量。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再加上國內外發展環境的變化，民營經濟發展遇到了某些困難，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為了促進新時代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若干認識問題有待澄清。

一、民營經濟是黨領導下的非公有制經濟

我國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得益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從實際出發，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我國民營經濟的來源不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私有制經濟的延續，而是改革開放以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有絕對優勢地位的前提下，為矯正“一大二公”弊病，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而采取的大力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策的結果。許多民營企業是由鄉鎮企業、公有制企業轉制而來，許多民營企業家原來就是鄉鎮企業的廠長、公有制企業的領導人、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以及相當部分“下海”的干部及科技人員。許多非公經濟人士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對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深刻的理解和認同，也不同程度受到社會主義理念和原則的深刻影響。許多優秀的民營企業家以敢為人先的創新意識、鍥而不舍的奮斗精神，組織帶領千百萬勞動者奮發努力、艱苦創業、不斷創新。在處理國家與企業、資本和勞動關系、承擔社會責任等問題上都有令人欽佩的表現。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所指出的，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加強民營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當然也不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各類微觀經濟治理結構中的共同表現。

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政策

我國憲法規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毫不動搖地發展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是黨中央采取的一貫政策。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定下來。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稱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使命，要退出歷史舞臺的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

改革開放40年，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但總體趨勢是不斷向好。有一個現象，就是每當民營經濟發展出現某些困難時，就會出現對所謂“國進民退”問題的詬病，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國有經濟的發展似乎成了民營經濟發展面臨困難的代名詞。

根據我國憲法，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積累起來的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全民所有制是歸包括非公經濟人士在內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經濟，應該按照有利于全體人民利益的原則投資、運營、監管，使每個人都能享受國有經濟發展帶來的福祉及獲得感。國有經濟不僅要直接提供產品和服務，更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面向全體人民福祉的制度安排。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國有經濟改革、調整始終沒有離開這條主線，今后也將圍繞承載國家戰略、實現全民福祉的目標持續改革完善。

強調把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我國目前已經在宏觀經濟層面實行公有制與非公有制共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在中觀經濟層面形成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有效競爭的產業格局，在微觀經濟層面形成公有、非公有投資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財產組織形式，旨在推動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使民營經濟能夠分享國有經濟發展紅利。

三、對民營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要進行多元分析

關于我國民營經濟發展面臨某些困難的成因，所謂的體制、機制因素一直飽受詬病。事實上，這些困難和問題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等多重矛盾問題碰頭的結果，切忌簡單化、片面化地解釋。

首先，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確實存在，主要是黨有關民營經濟的政策落實不到位使然。近年來，我們出臺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實不好、效果不彰。有些部門和地方對黨和國家鼓勵、支持、引導民營企業發展的大政方針認識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應該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護產權、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過程中前期調研不夠，沒有充分聽取企業意見，對政策實際影響考慮不周，沒有給企業留出必要的適應調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協調，政策效應同向疊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簡單，導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產生了相反的作用。對這些問題，要根據實際情況加以解決，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其次，暫時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有關。一段時間以來，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風險積聚，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明顯抬頭，給我國經濟和市場預期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民營企業占我國出口總額的45%，一些民營出口企業必然會受到影響，那些為出口企業配套或處在產業鏈上的民營企業也會受到拖累。

再次，民營企業對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變化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當前，我們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擴張速度會放緩，但消費結構全面升級，需求結構快速調整，對供給質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給企業帶來轉型升級壓力。在結構調整過程中，行業集中度一般會上升，優勢企業勝出，這是市場優勝劣汰的正常競爭結果。市場有波動、經濟有起伏、結構在調整、制度在變革，在這樣一個復雜背景下，部分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是難免的，是客觀環境變化帶來的長期調整壓力。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樣都需要逐步適應。

最后，民營企業自身的原因同樣不能忽視。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一部分民營企業經營比較粗放，熱衷于鋪攤子、上規模，負債過高，在環保、社保、質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規范、不穩健甚至不合規合法的問題，在加強監管執法的背景下必然會面臨很大壓力。

四、營造良好市場環境，推動民營經濟轉變發展方式

營造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是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不可缺少的外部環境。應當像重視國有經濟一樣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像重視引進外資經濟一樣關注民營經濟的發展，讓民營經濟創新源泉充分涌流，讓民營經濟創造活力充分迸發。在這方面，政府應該而且能夠更加有所作為：一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空間巨大，有待深入推進；二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三是進一步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打破各種各樣的“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四是推進產業政策由差異化、選擇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轉變，清理違反公平、開放、透明市場規則的政策文件，推進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五是完善政策執行方式，任何涉及民營經濟的政策出臺都要審慎評估其法律依據、實施背景、可能對不同領域民營企業的影響及其后果，逐步建立涉民政策論證、評估機制；六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更好為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服務；七是依法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穩定民營企業家預期，等等。

我國民營經濟也亟待轉變發展方式。一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民營企業跟隨式的產業結構調整，找準產業發展的定位。例如，民營經濟應該依靠自身的積累，主動參與跨國企業并購，在并購目標企業技術先進而國內技術相對落后的領域率先取得突破；二是在一些新興的、初始投資不大、能夠“彎道超車”的行業，民營經濟完全可以利用體制機制的優勢，加快發展；三是對于由于國內人工成本、資源成本、環境成本提高而需要逐漸退出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民營企業可以逐步把生產制造環節轉移到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專司研發與銷售環節，加快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四是在已經取得技術領先地位的行業，民營經濟應該進一步夯實已有的基礎，為可持續發展贏得長期競爭優勢做好準備；五是對于已經具有某種競爭優勢的傳統服務業，民營企業應該不斷提升業態水準和服務質量，在國內排浪型模仿式消費向個性化、差異化消費浪潮轉變的過程中，站穩腳跟，贏得市場；六是在利益空間日益變窄、風險增大的傳統領域，民營企業可以通過混合多角化，向上游、下游及其他相關領域延伸觸角，增強獲利能力，防范風險；七是在資源及城市公用事業領域，利用國有經濟相邀助力的機會，積極參與其中，分享基礎設施發展紅利，防止外資先行一步從而造成新的被動，等等。另外，在很多領域中民營企業多而不強，過度競爭的狀況十分明顯。民營企業要善于通過并購重組、行業協調，主動整合供給與需求、產業與市場的關系，規避過度競爭引發的產能過剩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