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理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學者兼戰士

　　周文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的學者，我們應該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當好學生的引路人？

　　陳先達：對于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研究的工作者而言，應該明白我們的專業具有特殊性，它既是一門具有科學性的學說，又具有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特性。一方面，從科學角度看，我們應該集中畢生精力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具有專業性的、高水平的學術性研究。應當說，馬克思主義是一門高難度的學說，全世界不少學者在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其中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想要在這個領域中取得一些成果，絕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意識形態性質，我們必須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純潔性，在思想理論領域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對任何歪曲、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必須堅決進行有理有據的反駁。從科學性角度說，我們是學者；從意識形態特性來說，我們是戰士，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中的戰士。這就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學者兼戰士。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中從事研究，倘若只想當學者不想當戰士，或者只想當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而不想當實踐者和批判者，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也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使命相背離。

　　“逃離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必須引起重視

　　周文蓮：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教好思想政治理論課，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解決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不少學者把研究的重點投向西方馬克思主義，以研究“西馬”為時髦，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一種“逃離馬克思主義”現象。應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陳先達：就個人來說，各種研究都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學術自由。我們的思路要寬闊，眼界要開放；只要有助于豐富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都應該表示歡迎。但有一點必須明確，對文本的研究、對“西馬”的研究、對“外來”成果的借鑒和學術性的提高，都要有利于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削弱、貶低甚至動搖馬克思主義。我們全部的研究都必須建立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并以其作為分析問題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無論是在教師、研究人員還是專業博士生中，“逃離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必須引起重視。這是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未來、關系到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的大事，決不容小覷。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來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我們的指導原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思想寶庫，實踐則是永不枯竭的活水之源。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足現實，重視文本，不斷地開創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境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關注點會產生變化，會出現新的生長點和新的問題，但堅守馬克思主義陣地這一點不能變，我們決不能放棄而應該牢牢守住馬克思主義陣地。只有從這個陣地出發，我們才能使文本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成果轉變為有利于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優良資源。堅守而不是逃離、發展而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應承擔的社會歷史使命。

　　理論工作者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遠

　　周文蓮：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對于年輕一代，他們并沒有經歷過歷史上的那種曲折和動蕩，所以在面對新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一些問題、曲折的追問時，容易陷入理論的不自信，比如，歷史上出現過“左”的錯誤、三年自然災害以及改革開放中存在的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這些是真實存在的社會現實問題，導致了當代大學生在思想上的困惑。那么，理論工作者應該如何進行回答和引導？

　　陳先達：中國共產黨建立90多年來，為中國人民做了許許多多的大事、好事，但也有過失誤，犯過錯誤。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從幼稚到成熟、從不太成熟到比較成熟的過程。黨的領袖人物也是如此。在歷史上，由于“左”的錯誤，有過錯殺、誤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運動中，尤其是“文革”中，由于“左”的錯誤，我們不少干部，有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受到迫害等等。其中深刻的教訓，應該吸取。中國共產黨已經承認錯誤、清算錯誤，檢討錯誤、糾正錯誤，平反冤假錯案，為受難者昭雪。雖然不少是遲來的正義，但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黨，是一個知錯必改的黨，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待錯誤的鄭重態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對于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社會現實問題，社會上有些議論甚至批評和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正視了這些問題，是不是在著手逐步解決這些問題？我相信，任何一個不懷偏見的人，都能看到我們黨通過總結經驗，正在完善依法治國，提高治國理政的能力，嚴懲腐敗，標本兼治，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努力解決前進中的種種問題。我們不僅應該看到問題，更應該看到問題的被重視和逐步解決。在當代中國，我們理論工作者應該超越日常生活經驗的水平，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遠。

　　應該明確批評與抹黑的界線

　　周文蓮：我們注意到，在一些年輕理論工作者和大學生中，時常聽到這樣的質問：“難道我們不能批評中國現實問題嗎？！”那么，應該怎么看待這種疑問呢？

　　陳先達：如果一個人拒絕批評，老子天下第一，那么他總有一天會上演“霸王別姬”。一個政黨也是如此。但我們要注意區別批評與抹黑。抹黑不是批評。抹黑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好比全國各個地方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問題，我把這些問題稱為垃圾。批評好比清掃垃圾，是希望變得適宜人居，尤其是建設性批評，不僅告訴你哪里有垃圾，而且具體建議如何清掃這些垃圾。抹黑不同，它不是清掃垃圾，而是堆垃圾，把全國的垃圾堆到一處，指給全世界看：瞧，這就是中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是掃垃圾，一個是堆垃圾，這就是批評與抹黑的界線。世界上沒有從不犯錯誤的政黨，沒有絕對完美的社會。即使是共產黨，即使是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如此。在我看來，抹黑不同于正常的批評和抨擊，它不是在期望解決問題，而是在堆垃圾。

　　絕對完美性不是判斷一個政黨、判斷一個社會的標準。把中國建設得更好、更強，還是更弱、更窮？是在為人民辦好事，還是壓迫和剝削人民？我們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是變得更加完善，更加講究法治，更加尊重人權、更加公平，還是更糟呢？這些應該是認識現實問題的基本維度。牛虻善叮，但不如牛能負重勞作；食客比廚師更有權品評菜肴，但不一定廚藝高超，也許根本不會做菜。治理國家不易。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結著近代無數仁人志士的理想和鮮血，承載著中華兒女的共同向往。在如此激烈競爭的當代世界，要把一個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連美國總統都說，不懂中國近代史就不理解當代中國。要學會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直面現實的熱點、難點問題，發表意見，提出批評和建議。也可以飽含激情地對社會弊端和丑惡現象進行抨擊。但應該用正確的觀點來教育和引導學生，拒絕抹黑。

　　理論工作者的價值、作用和責任、貢獻體現在偉大事業中

　　周文蓮：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辦好思政課的關鍵是教師。那么，新時代的思政課教員該如何傳道授業解惑呢？

　　陳先達：哲學家并非都要安坐在自己書齋中研究純哲學，寫純哲學文章。文學應該“干預生活”，哲學呢，哲學難道離生活越遠越好嗎？有的學者是這樣主張的。似乎哲學越純越高尚，千萬不能為現實所“污染”，應該由塵世上升到完全由概念和范疇筑起的思辨王國。別種哲學我無緣置喙，但馬克思主義哲學決不能這樣做。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定要關注現實和現實問題。當然它的關注方式應該是哲學的，而對問題的回答也應該是哲學的，即能夠提供比就事論事更多一點的東西。這個更多的“一點”，就是哲學分析，就是對問題回答中蘊含的哲學智慧。哲學對問題的分析，應該能使人舉一反三。馬克思生活在思辨哲學最為發達的德意志王國，康德、謝林、黑格爾都是思辨哲學大家。馬克思在青年時代就認識到純思辨哲學對青年的危險性，曾說過“那些主要不是干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職業，對于還沒有堅定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這種哲學為什么是危險的，危險何在？危險在于青年人缺少生活體驗，又沒有真正樹立堅定的原則，會陷于抽象思辨的泥塘而難以拔足。馬克思自己就遭遇過這種危險。

　　哲學社會科學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充分認識自己的社會使命和責任。無論從事哲學社會科學某個專業的研究，還是從事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只要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就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的主體，就承擔著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歷史使命。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價值、作用和責任、貢獻就體現在為之獻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有廣闊的展現自己才能的天地，同時又處在一個充滿物質利益誘惑和多種社會思潮碰撞的時代，因此要有堅定的立場、鮮明的旗幟、辨別理論是非的能力，還要有鍥而不舍的鉆研精神。馬克思說過：“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這應該成為所有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