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何以在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而陷于劣勢困境的情況下，反而實現跨越發展，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成功破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突破劣勢困境的獨特經驗，是中國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這一跨越發展的法寶。

　　中國實現跨越發展，緣于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新中國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方式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始于要辦成被長期視為現代化標志的國家工業化這樣一個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新中國在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找準了重點，這就是推進國家工業化。新中國工業化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工業化在起步階段自身積累能力弱，農業因剩余低，不能為工業化提供所需要的大量的資本，更不能像先發國家那樣實行殖民統治而獲得所需要的多種資源。中國在資本極其稀缺的情況下，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也只能把有限的資本、技術力量等資源集中到辦好工業化這一國家大事上。這正是新中國實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邏輯起點，以及與之對應的動員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歷史邏輯。這樣的邏輯，并非是一種推斷，而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基于當時的實際條件，所進行的思考和真實的實踐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1982年l0月14日，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所作的報告中提出，“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質量、高效率地建設一批重點骨干工程，抓緊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南水北調、西煤東運新鐵路通道、千萬噸級鋼鐵基地等跨世紀特大工程的興建”。 2011年，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成就事業的法寶

　　盡管新中國實行集中力量辦大事，始于國家工業化戰略實施初期，旨在解決國家工業化所需資本嚴重短缺的問題，但不能因此而認為在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后，實行集中力量辦大事已過時，恰恰相反，應當予以堅持。

　　集中力量辦大事之所以是中國成就事業的法寶，緣于其獨特的機制，即基于全局與局部、近期與遠期發展的統籌兼顧，形成辦大事的合力，將資源有效整合到戰略性先導產業、前沿科技、重大基礎設施等領域，不僅能降低資本配置的機會成本，更是破解了發展中國家由于落后而陷入劣勢困境、破解了一盤散沙而想辦但辦不成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的問題，形成了通過辦成的大事引領全局快速發展的機制。離開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就難以在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上快速實現成功突破，那就只能受制于發達國家及其跨國資本，始終處于劣勢，跨越發展也就不可能實現。正是有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法寶，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名由1978年的第十位快速跨越躍升到2010年起的穩居第二位，與大多數后發國家不能突破劣勢困境形成鮮明對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這個法寶搞出來的，千萬不能丟了！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強統籌協調，大力開展協同創新，集中力量辦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進自主創新的強大合力。”

　　中國正因為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完成了156項重大工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三線地區建起一大批大中型工礦企業，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實施了“四三方案”，改革開放以來在重大戰略性先導產業突圍、重大科技攻關、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取得重大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大飛機、港珠澳大橋、脫貧攻堅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中國在幾十年的時間里，通過集中力量辦成了一系列大事，樹立起了一座座歷史豐碑，綜合國力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邁上了一個又一個新的臺階，從新中國成立起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現今已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

　　探索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路徑和機制

　　2016年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指出，要“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機制”。應當澄清一個概念，那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并不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延續或翻版，也不是只能采用市場手段，而是應當綜合運用計劃和市場等手段。

　　新中國成立初期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選擇計劃經濟，除了因為把計劃等同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偏差外，還因為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要突破這種劣勢，中國如果僅僅依靠市場，旨在實現趕超而保障工業化資本快速積累的高積累、低收入、低消費的政策難以實施，也難以將有限的資源整合到工業化這一國家第一序列的大事上。對于計劃手段的使用，對于政府的作用，不能陷入實際上為抑制發展中國家突破劣勢困境而把政府限于守夜人的主張的陷阱。實際上，即便是最發達的美國，也干預市場。就國內而言，美國的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信息高速公路等使用了政府這只“手”，2019年2月1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美國人工智能倡議》，將人工智能列為優先產業并予以相應的政府扶持；就國外而言，2018年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使用關稅政策打壓中國經濟，甚至通過多種形式打壓華為等企業。同時，也應當看到，計劃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也會發生失靈。改革開放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不分，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和活力，加之一些計劃不完善而造成浪費。中國獨立的工業體系基本建立起來，工業自身的資本積累能力顯著增強，也就為逐步調整高積累、低收入、低消費政策奠定了基礎，也為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提供了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改革中不斷完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路徑、機制，在手段上不排斥市場而綜合運用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在方式上讓行政手段逐步退出而綜合運用發展戰略、規劃、政策的引領和促進，在主體上不單純依賴公有制企業而實行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推進。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集中力量辦大事路徑、機制的探索完善，使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更充分地發揮出來，使中國跨越發展之路越走越堅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