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的首要任務是應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這種應對，包括常態突發事件管理（即“日常應急”）和非常態突發事件管理（即“危機應對”）。就前者而言，管理者對事件發生的機理及可能帶來的影響有所預判，并根據過去的經驗和教訓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應對體制、機制和措施，盡可能降低事件影響。人們比較熟悉的地震、洪水、臺風等地質災害、氣象災害以及安全生產事故等就屬于此類事件。而所謂危機應對，一方面指的是這些事件對整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并且需要在時間壓力下作出關鍵性決策；另一方面，是指人類對此類事件的發生機理和可能造成的沖擊知之不多甚至一無所知，要在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境下和有限時間內采取有效行動。如何確保社會有效抵御危機沖擊，并將危機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

　　此次疫情是我國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一次大考。一方面，應急管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承擔著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及時應對處置各類災害事故的重要職責，肩負著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正如聯合國共識文件所指出的那樣，不減輕災害風險，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進一步鞏固，復工復產取得重要進展，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加快恢復。同時，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要對疫情帶來的現實問題和潛在影響，始終做到心中有數，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更多積極成效。

　　近抓應對瓶頸：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疫情暴發初期，重點衛生防疫物資，包括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嚴重不足，國家緊急安排中央醫藥儲備迅速向武漢調送口罩、防護服等重點物資。今年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時指出，要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把應急物資保障作為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我們還要做好防御多重復合型風險的準備。為此，要盡快健全應急物資保障體系，在此過程中，應注意兩個問題：其一，需求為先。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要結合物聯網、互聯網、大數據、模擬仿真、云計算等技術創新和社區風險治理等社會創新，解決真實數據采集難、質量參差不齊、結構差異大的難題。其二，協同為要。政府部門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市場部門提供商業服務、第三部門提供慈善服務等，需要相應的制度設計和多部門協同的平臺，有效平衡好物資應急儲備品種、規模、布局、調用等關系，保證“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常抓治理升級：向應急治理思維轉型。面對新時代災害事故風險的互聯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我們還未能從過去預案制、中心化戰略定位的應急管理思維向情境化、多元參與的應急治理思維有效轉變，而這恰是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面臨的首要問題。為此，在應對不確定性的突發事件時，必須向網絡型體系轉型；在規劃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時，必須向依靠科學管理、新工具推動轉型；在突發事件應對中，必須向以信息為中心、強化第一響應人權責的協作方式轉變；在應急管理能力建設中，必須向外化賦權使能型轉變。

　　在實踐中，需要努力解決以下三個核心問題。第一，如何建立中央與地方有機互動的權責體系。有效應對突發事件有賴于中央的統籌指導和地方的靈活應對。2013年蘆山地震后，習近平總書記就作出重要批示，強調探索出一條“中央統籌指導、地方作為主體、災區群眾廣泛參與”的恢復重建新路子。第二，如何建立打破條塊分割的協同體系。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承擔了之前5個國家指揮協調機構的職責，整合了原有11個部門的13項職責，但在實際運行中依舊會面臨“防”“救”等部門之間的職能邊界沖突。對此，應充分發揮應急管理綜合性部門和專業性部門之間的聯動性，聯動方式也要突破之前的協調性職能實施方式，著力強化戰略和信息層面的調動性。第三，如何建立社會力量多元參與的協作體系。應急管理部建立之后，已在自然災害、安全生產事故方面加大了社會力量參與的制度化建設，但目前尚未建立起災前、災中、災后針對人員、物資、資金等的統籌協調體系。只有激活社會力量多元參與，夯實社區村鎮的風險應對能力，才能在充滿風險和挑戰的道路上不懼風雨、勇往直前。

　　（作者：張強，系北京師范大學風險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