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歷史研究中，相較于對其水文環境獨特性的強調，潟湖生態環境的惡化問題長期未得到足夠重視。盡管中世紀的城市編年史、官方年鑒，至近代早期治水官向貴族政府提交的水文調研報告，以及各類私人日記、回憶錄等保留了大量關于暴雨洪災、運河干涸、潟湖冰凍等水文災害記錄，但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古環境學家、城市考古學家才開始系統整理和評估威尼斯歷史上的各類水文災害。1999年，法國歷史學家伊麗莎白·庫澤-帕旺在《神話視域下的威尼斯凱旋》中第一次將視線對準近代早期威尼斯日益惡化和脆弱的生態環境，開啟了威尼斯研究的“環境史”轉向。本文將結合晚近研究成果，從生態保護和城市發展角度探討近代早期威尼斯的水文災害與防治。

　　一

　　威尼斯潟湖是亞得里亞海西北角的一處封閉海灣，總面積約550平方公里。其中8%為礁石島嶼，12%為永久水域，剩下約80%被潮汐淺灘和鹽堿沼澤所覆蓋。獨特的水文環境，使威尼斯人從選擇定居潟湖的那一刻起，就面臨著環境的嚴峻考驗。

　　首先是泥沙淤積引發的沉降災害。作為一個典型的河口海灣，威尼斯周邊河系攜帶的泥沙對潟湖的淤積是持續性的。堆積在潟湖盆底的沉積物不僅間接導致海平面上升，松軟的淤泥更成為威尼斯城市建筑不斷下沉的主要原因。考古學家的測算數據顯示，在潟湖形成的頭四千年里，威尼斯的海平面以每世紀7厘米的速度緩慢上漲。5世紀前后，哥特蠻族入侵倫巴底，大批難民被迫逃往這片荒涼的鹽堿之地尋求庇護之所，拉開了威尼斯人持續千余年與海水爭奪生存空間的歷史。中世紀晚期，通過海上貿易獲得巨大利潤的威尼斯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和改造運動。14世紀至15世紀上半葉，城市建設達到高峰，威尼斯城的核心面貌也在這一時期確定并一直保存至今。但在實現這一海上建筑奇跡的同時，威尼斯城下沉的速度也進一步加快。地質學家和城市考古學家的測算數據顯示，公元5世紀至19世紀，威尼斯潟湖地區的海平面以每世紀13厘米的速度加速上漲。

　　其次是泥沙擁堵引發的潟湖水質惡化。大量淤積常常致使潟湖出海口被堵塞，破壞了潟湖與亞得里亞海正常的水循環，導致一系列環境和衛生問題。15世紀中期，威尼斯水利專家馬可·科內在關于潟湖水環境的調研報告中指出，潟湖與亞得里亞海之間的出海通道淤積嚴重，海潮無法順利進入潟湖，導致潟湖區活水面積大為收縮。在他看來，這雖然部分減緩了海潮對城市地基的沖刷和侵蝕，但也讓城內的運河因缺乏海水的沖洗和補充而干涸，甚至散發臭氣。這一問題在16世紀愈演愈烈。1559年，醫生安德烈亞·馬里尼在《論威尼斯空氣》中直接將城內惡臭的空氣與幾近干涸的運河聯系起來。他認為，由于海潮無法順利進出潟湖，導致城內運河水網不僅因缺水失去通航能力，還成為蚊蟲和瘴氣滋生的溫床。

　　再次是海潮和暴雨引發的洪水災害。“漲水”是威尼斯地區特殊的一種水文現象，多發生于秋冬兩季。在西洛可季風或波拉颶風的影響下，亞得里亞海異常的潮汐高峰常常造成威尼斯水漫全城的洪澇災害。1110年，罕見的高水位漲水疊加海嘯摧毀了威尼斯早期的政治中心馬拉默克（現威尼斯麗都島南端），威尼斯總督駐地被迫遷至潟湖深處的里亞爾托，并以此為中心發展出現在的威尼斯城。中世紀晚期，威尼斯的大洪水記錄開始增多，從13、14世紀的一代人一遇發展到15、16世紀的每十年一遇。“漲水”還常常導致海水倒灌入城內開鑿的地下水井和收集雨水的蓄水水井，造成城內居民飲用水污染。

　　此外，還有極寒天氣導致的冰凍災害。威尼斯是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冬季涼爽，1月平均氣溫3.3℃。但在近代早期，受小冰期氣候影響，威尼斯經歷了多次潟湖冰凍災害。1442年12月潟湖區大面積結冰，商人們只得使用雪橇運送貨物，人們在威尼斯和周邊群島間步行往來。1622年，威尼斯的國家艦隊被圍困在結冰的潟湖，無法出海。1709年，威尼斯前往大陸運糧的貨船被困潟湖，政府只得派造船廠水手前去破冰救援。冰凍災害還導致威尼斯大陸領土糧食減產，引發這一時期威尼斯嚴重的饑荒。

　　二

　　威尼斯潟湖的生態環境在14至15世紀明顯惡化。潟湖環境自我惡化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這一時期人為活動對整個潟湖生態系統所帶來的壓力日增。城市建設對木材的大量需求，引發無節制的森林采伐。威尼斯大陸擴張政策之下，沿海平原的農業開發，則進一步加劇了周邊地區的水土流失。解決潟湖泥沙淤積問題成為共和國的當務之急。

　　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定期組織人員挖掘和清理潟湖河道淤泥已成為威尼斯的日常活動。但清淤工程只能暫時緩解潟湖區域內部的水環境惡化問題，若徹底改善，則必須從控制上游河系入手。1412年，在威尼斯向大陸擴張之初，貴族政府即立法將共和國所管轄區域內的所有河流及其河岸，還有潟湖周邊海岸劃為公共領地，由國家直接管理。與此同時，派遣水利專員前往轄區水系開展調研，尋找解決泥沙沉積問題的治本之策。15世紀中期，時任共和國治水官的馬可·科內在調研報告中指出，布倫塔河是造成潟湖核心區泥沙淤積的元兇。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將布倫塔河及其支流的出海口改道至潟湖南部基奧賈附近，直接注入亞得里亞海。他的河口改道方案在16世紀被進一步優化。水利工程師克里斯托法羅·薩巴迪諾在布倫塔河河口改道的基礎上，利用原有河床，通過加深水道、挖掘更多東西向的人工運河，使海水在漲潮時能更深入潟湖，加快潟湖區域內的水循環，幫助干涸的沼澤恢復自然原始風貌，維護潟湖水生態平衡。在科內和薩巴迪諾等幾代水利專家的推動下，直至1797年共和國滅亡，該水利工程一直在政府管控下穩步推行并最終完成，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原布倫塔河河口三角洲向潟湖區的進一步延伸。

　　與泥沙淤積給威尼斯帶來的持續性威脅不同，海潮和暴風雨所造成的人員和財產損失往往是難以預料的，因此治理的重點在于防護。首先，表現在制度和組織層面。1275年，共和國政府設立海防督察官，專門負責潟湖的生態保護系統，以及基礎設施的設計和建造。從1282年起，成立專門的水利委員會，在三名治安法官的領導下，制定潟湖及周邊海域管理條例。為了保護海防堤岸免受人為活動的損壞，自13世紀末，水利委員會頒布了一系列條例和禁令。如禁止在堤岸及周邊生火，砍伐松木，拔除蘆葦，禁止在海堤上采集牡蠣等。1501年，水利委員會改由十人議會直接管理任命，并由三名水利專家擔任治水官（任期1—2年），全權負責潟湖區水環境的防治工作。由于水環境與威尼斯的命運緊密相連，治水官在威尼斯享有極高的政治地位，是僅次于共和國總督的政府高官。

　　其次，表現在技術和工程層面。中世紀晚期，威尼斯主要采用一種木制沉箱來加固和保護防浪堤的薄弱部分。該沉箱一般由單排或多排的粗壯樹干組成柵欄，鐵索加固并綁成箱狀，裝滿石頭等重物安置于海堤前，以減弱海潮對堤岸的沖擊。但這種沉箱需要耗費大量木材，且安裝和維修成本很高，隨著森林資源日趨緊張，威尼斯人開始尋找新的替代性海防措施。18世紀初，時任治水官貝納迪諾·曾德里尼提出了建設永久海防“穆拉齊”的工程提案。該海防堤由火山灰燒造的巨大人工礁石組成，安裝在利多、佩萊斯特里納等海防群島前，構成一個完整的海防堤岸線。這一提案在1738年經小規模試驗后，迅速得到元老院的肯定和批準。整個工程建設持續了三十余年，直到共和國覆滅仍在繼續進行。直至今日，“穆拉齊”海防仍然在發揮功能。

　　再次是次生災害的防護與救治。暴雨洪水、潟湖冰凍等常常導致瘟疫和饑荒等次生災害的發生，造成更大的人員和財產損失，特別是14世紀以來，瘟疫與洪水的發生頻率漸趨一致，威尼斯政府日益認識到城市的健康與潟湖水環境密切相關。因此，威尼斯的次生災害救助往往與水環境的防護緊密聯系在一起。1486年成立的公共衛生和健康管理委員會，是威尼斯貴族政府負責城市疫情防控和衛生管理的專業機構。為了解決城市運河水污染引發的臭氣問題，該委員會在這一時期對城市垃圾排放、污水處理等問題展開調研，為治水官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水文保護舉措提供幫助。1527—1528年，接連的洪災、冰凍災害引發威尼斯饑荒和瘟疫的大暴發。危機之下，威尼斯政府頒布濟貧法，不僅為威尼斯在16世紀的濟貧救助行為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還建立了一套由公共衛生和健康管理委員會及水利委員會主導，聯合基層兄弟會和堂區慈善組織的自主式社會救助體系。

　　同時，人才儲備是應對水文災害的關鍵。近代早期，威尼斯在防沙治水方面，不僅積累了大量經驗，還通過成立專門的水利學校，培養了一大批專業的水利人才。他們中的貴族成員成為之后威尼斯治水官人選的后備軍；出身市民階層的成員則成為水利委員會里的終身雇員，為每一屆治水官提供專業協助。上文論及的治水官科內和薩巴迪諾即是其中的佼佼者。這套人才培養模式，以及在此基礎上組建的水利委員會制度在威尼斯覆滅后為統一的意大利共和國全面繼承，直至21世紀初，仍然在威內托大區的水治理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近代早期威尼斯為了應對潟湖區長期以來的水文災害，通過定期疏排、維護運河河道，遷移上游河道入海口，修筑永久工事加固海防，統籌各方力量參與災后救治等措施，維持著這座繁華的海上之城與脆弱的潟湖水環境之間動態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