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奮斗，今日之中國已經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的重要開端，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全球政治經濟形勢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彼此深刻影響，使我國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加。

　　形勢愈加嚴峻，內外矛盾沖突凸顯，容易產生生存壓力和發展壓力，容易強化壓力型體制和無限責任政府；及時防范化解風險考驗、層層壓實政治責任的機制，容易蔓延到國內各領域各方面。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既提高體制的風險駕馭能力，又保持好內部的戰略定力和發展活力，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和改革的匯聚力，成為當前政治領域的主要矛盾和戰略重點。

　　中美摩擦升級、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反全球化趨勢加劇，試圖通過經濟增長掩蓋東西方政治經濟利益沖突矛盾的模式似乎無法完全延續，從外部獲取主要發展動能的預期正在不斷降低。面對復雜多變的形勢，國內相應地需要采取什么策略來應對這個局面，需要什么樣的制度來激勵發展，以便為國家的內部發展穩定提供更持久的動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國內方面，我們仍然面臨十分繁重艱巨的發展任務和治理挑戰。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得到不斷發展和深入推進，但發展的不充分、不均衡等問題依然顯著，發展的差異性格局和治理的層次性需求將長期存在。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時期，我國的治理將不僅擔負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繼續推動工業化和高質量城鎮化發展的任務，而且要面對較充分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之后的治理挑戰，包括推動經濟向更高質量發展，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難題，以及協調不同性質、不同主體和不同層次利益關系的任務等。與此同時，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斷提高，不僅期待更高的治理效率，而且對于治理的形式和公共產品供給多樣性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

　　這種情況下，擺在第一位的當然是防風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發展變化，把握世界大勢和發展時機，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持續加強政治體制和治理體系的頂層部署，在時代前進潮流中謀定治國方略與思路，推動高質量決策，為把握戰略主動、贏得發展先機奠定了政治條件。

　　越是面對外部打壓和封鎖，中國越不能回到“閉關鎖國”狀態，更不可能在外部風險加劇的情況下讓國內改革發展暫停下來“靜觀其變”，沒有任何理由要讓各類組織、人員、資本、技術的內部運行與對外合作統統按下暫停鍵。對改革要樹立“逆水行舟用力撐，一篙松勁退千尋”的意識，對社會要樹立“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能用眾智，則無畏于圣人”的風險共擔意識。

　　相對于當前的形勢與任務，我國的治理還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從大的方面來講，改革需要講究“惠而不費，威而不猛”，需能夠在危機面前保存自己的能力，減少消耗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執行層面運用權力克服危機中，尤其在處理外部風險下相互疊加的內部問題時，更需保持政治定力，講究“火候”與平衡。歷史經驗顯示，越有發展壓力，越需保持改革定力，樹立制度成本和資源成本意識，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下的攻堅克難，最大程度地激活內生動力和內生因素來促發展，從整體戰略上考慮如何更好凝聚億萬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強大合力，盡量減少內部的體制消耗，避免過高的管理成本。

　　從具體工作著眼，需正視現行治理體系運行的成本過高問題，個別地區個別領域的改革用力過猛代價較大，存在四面出擊、精力分散現象，治理缺乏必要的層次性、靈活性，與應對當前局面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尤其是對于中層執行層面，在面對發展壓力和重大責任時，層層壓實責任往往會變成層層加碼，強化責任落實變成了頂格管理、捆得太死，使權力運用喪失了機動空間，反而容易對一些全局性的問題缺乏擔當和回應。

　　從歷史經驗看，困難關頭容易四面出擊、多頭管理，但是多頭管理體系下的通病是，時間精力資源有限情況下基層殫精力竭而無法聚焦力量落實核心任務。胡子眉毛一把抓，改革的核心任務反而難以真正落實到位。1950年6月，新成立的共和國還面臨許多困難，針對當時外部帝國主義封鎖、內部階級斗爭加劇以及各方面困難日趨顯現的情況，黨中央提出“不要四面出擊”的戰略方針，即面對復雜形勢不能目標太多、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以便于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面進攻。同時針對當時社會領域的改革，提出改革不能急躁，條件不成熟不能改革的策略。這些歷史經驗，有利于我們更好思考當前的局面。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相信我們能夠處理好應對外部壓力與釋放內部積極性這對關系，更好地聚焦核心力量，化解主要風險，解決主要矛盾，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向前發展。（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