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英國BBC最近展開的一份民調顯示，疫情期間全球貧困國家有69%的受訪者聲稱收入下跌，多數國家弱勢群體受影響最嚴重，疫情使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增加7%。可以說，疫情給發達國家都造成巨大損失，更別說給窮國帶來的災難了。因此，很多分析家認為，疫情之下富國與窮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了。

　　即便沒有這場21世紀的全球性巨大挑戰，資本主義在一些國家的畸形發展導致的貧富不均也已嚴重。2017年全球有40個國家及地區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另有40個窮國人均GDP低于2000美元，貧富國家的人口數相差4倍，收入則相差10倍。全球既有的貧富不均問題因疫情而更加惡化。在災難面前，就連意大利、西班牙這樣的發達國家都缺少抵御疫情的硬實力，更別說廣大亞非拉欠發達國家。疫情檢測水平達到10%的國家全是富國，而發展中國家的檢測能力嚴重不足，印度檢測比例僅為1.4%。

　　富國與窮國的貧富差距擴大，是否會讓南北關系發生逆轉，擴大其權力及影響力的差距？這是一個很難簡單地就給出答案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有兩個趨勢值得關注：

　　首先，一方面，以中國及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力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擴大；另一方面，不少亞非拉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相對受限，影響力減弱。正所謂“弱國無外交”，經濟發展的全球性鏈條越深入，西方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所獲利潤越豐厚，貧困國家就愈加貧困，后者在國際社會就更沒有存在感和發言權。

　　其次，一方面，美歐發達國家通過金融資本操控世界經濟及國際貿易，導致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另一方面，美國奉行的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同樣也擴大了美歐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力及影響力差距，原因是在美國擴張性印太戰略及全球戰略中，華盛頓也在打壓歐盟及歐洲大國的作用。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全球疫情高發的危機時刻，不是站出來勇于承擔世界頭號國家的重任與聯合國或世界衛生組織攜手抗疫，而是不斷退群、自私自利、回避責任。正是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在疫情災難面前自顧自，使得國際組織的作用被弱化，才使得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權力差距進一步擴大。

　　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來說是一場百年不遇的磨難，但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它又將成為國際秩序大轉折的一個關鍵點。

　　舊的國際秩序規則是由美歐國家制定，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也由發達國家掌控。當全球化浪潮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時，它們就成為舊的國際秩序“守護神”、“掌門人”。而當新的全球化浪潮不利于或有悖于西方發達國家時，它們中的某些國家則主張改變規則，并通過貿易戰、退群、經濟制裁及軍事威脅等手段，對全球利益再分配，打壓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因此，在新冠疫情面前，全球治理能力與人類社會發展需求嚴重不協調，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及應對疫情的無能，恰恰說明全球治理體系的缺失和西方強權政治的無助。

　　新冠疫情如同一面鏡子，在關鍵時刻能反映出不同類型國家的本來面目。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賴因哈特指出，這場疫情危機后全球貧窮率將上升，為20年來首見，那些最貧困國家所受危機的影響將比富裕國家更深重。疫情大敵當前，地球村只有同心協力才能共渡難關。

　　9月11日聯大高票通過“應對新冠疫情全面協調方案”，說明國際社會加強多邊合作的愿望如此強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峰會上強調，任何國家都沒有包攬國際事務、主宰他國命運、壟斷發展優勢的權力。疫情下的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權力結構更加失衡，新舊治理規制矛盾突出。在此背景下，人類社會將怎樣解困的確是個不小的挑戰。（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