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尤其需要外貿充分發揮暢通要素流動的載體作用、促進創新發展的帶動作用、聯通內外循環的橋梁作用。在此背景下，清醒認識“十四五”時期我國外貿發展面臨的新情況新變化，深刻研判國際貿易發展的新態勢新趨勢，探明風險挑戰的主要來源和深層次動因，積極探索推動外貿更好發展的新路徑新舉措，對穩住我國外貿外資基本盤、實現貿易強國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世界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增強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尚未從危機中完全復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又令世界經濟遭受嚴重沖擊。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下降42%；FDI降幅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同比下降了69%；外資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降幅較小，同比下降12%。

　　目前，發達國家仍是全球商品市場和服務市場的主體，但國際組織對經濟增長、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三大預測指標均顯示，新冠肺炎疫情對發達國家的沖擊超過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沖擊，這表明國際市場將大幅萎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認為，雖然世界經濟在2021年的復蘇勢頭更強，但因復蘇路徑的分化，不同經濟體之間、同一經濟體內部的復蘇速度存在明顯差異，危機可能對經濟產生持久沖擊，多重潛在的風險并存，全球經濟前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改革開放以來，外貿一直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十四五”時期，在全球市場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世界經濟前景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強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更好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風險與挑戰，穩住我國外貿外資基本盤。

　　對此，一方面，要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強大引力場。特別是要依托強大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另一方面，要在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基礎上，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加快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數字技術發展推動數字化轉型

　　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以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已經引發了國際貿易規模、內容、結構、速度等方面的重大變化。未來，國際貿易的交易主體將由最終產品貿易、中間產品貿易發展到數字貿易，這一重大變化值得高度關注。

　　我國是全球貿易大國，是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服務貿易國。2020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值4.56萬億元。在數字經濟浪潮中，我們能否把握全球數字貿易發展的大勢，進而成為全球數字貿易大國，關鍵在于能否用好數字技術、加快推動數字化轉型，需在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有所突破，不斷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

　　實現數字化轉型，需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是制定旨在提升技術、推動生產和服務數字化發展的相關戰略與規劃，發揮規劃對企業投資的引導作用，鼓勵企業打造新型數字化供應鏈體系，建立進出口和數字化轉型綜合性服務平臺；二是加大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加快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經濟建設，提升國家經濟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加快制定數字領域的政策和法規，切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立數字化風險防范機制，在數據市場開放的進程中確保國家利益、企業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數據安全。

　　國際經貿規則正在重構

　　當前，全球貿易規則正處于重大調整中，WTO改革、數字貿易規則談判、國際貨物貿易規則細化、國際服務貿易規則完善等不斷推進。正是在國際經貿規則的重塑中，全球貿易的“新版圖”逐步清晰。

　　目前，國際新一輪開放已經從“邊境開放”向“邊境內開放”轉移，即從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邊境措施開放，向邊境內的體制、規制、標準和政策轉移，比如，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競爭中性政策等。在此背景下，我國加快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的任務較為緊迫。

　　如何更好順應國際經貿規則的新變化？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健全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等。

　　貿易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

　　2021年，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指出，從未來十年的風險發生概率和影響看，環境風險將是未來人類面臨的最大風險，突出表現為極端天氣、應對氣候變化失敗、自然災害、生物多樣性喪失、人為環境災害等。

　　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是多邊貿易體系的核心目標，保護環境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應該看到，全球環境風險對貿易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依然嚴峻。面對這一挑戰，我國要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還需要繼續付出艱辛的努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倡導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

　　對此，一要全面貫徹綠色發展理念，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政策與環境政策的協調，推動可持續發展；二要實現綠色生產，發展綠色貿易，按照國際先進的環保標準生產和制造，獲得節能、低碳等綠色產品認證，嚴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產品進出口；三要推動綠色投資，設立外資引進紅線，嚴禁引進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對外投資也要堅持綠色發展，推動綠色、低碳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

　　統籌發展和安全日益重要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提出“強化經濟安全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實現重要產業、基礎設施、戰略資源、重大科技等關鍵領域安全可控，著力提升糧食、能源、金融等領域安全發展能力”，這對我國外貿實現更好發展提出了新要求。

　　未來，我國將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必然要面對各種可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對此，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統籌發展和安全。

　　具體來看，要建立重要資源和產品全球供應鏈風險預警系統，加強國際供應鏈保障合作，在國際產業安全合作上切實發力，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要健全產業損害預警體系，豐富貿易調整援助、貿易救濟等政策工具，妥善應對經貿摩擦；要健全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和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不斷完善境外分類分級監管體系，構建海外利益保護和風險預警防范體系，進一步完善“一帶一路”風險防控和安全保障體系；要加快推進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等方面的基礎性立法，完善適用于大數據環境下的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構建保護數據要素、處置網絡安全事件、打擊網絡犯罪的國際協調合作機制和全球網絡安全保障合作機制；要強化經濟安全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著力提升糧食、能源、金融等領域的安全發展能力。

　　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結構面臨調整

　　世界貿易組織在踐行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國際貿易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因現有貿易規則難以適應數字技術對國際貿易的深刻影響，世界貿易組織面臨規則重塑、完善爭端解決機制、強化監督履行機制等多重改革任務。

　　我國是全球貿易大國，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結構面臨重大調整的關鍵時刻，要積極參與WTO改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要推動WTO發展議程談判，堅決維護發展中成員地位，保障發展中國家的正當發展權益，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要參與跨境電子商務等數字貿易、服務貿易新規則談判，加快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同時也為我國外貿高質量發展贏得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