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賞合同為什么會入法？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理性選擇。第二個原因，基于特殊目的而尋求社會聯(lián)合。

　　我國民法典將懸賞界定為合同行為，構(gòu)成要約，一旦相對人履行，合同即告成立，懸賞人不得違約。按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七條規(guī)定，王小二丟失手機，懸賞500元，拾得人李小三返還手機時，王小二就得支付賞金500元；按照第499條，如果王小二家的狗走失，懸賞2000元，李小三提供了可靠信息，王小二據(jù)此找回狗，就得支付李小三2000元。

　　懸賞合同由來已久。在中國，從呂不韋一字千金懸賞挑錯，到唐宋明清時代遺失物返還的手榜、揭帖，甚至官府的海捕文書，都屬于典型的懸賞合同。

　　懸賞合同為什么會入法？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理性選擇。懸賞合同是陌生人社會的交往規(guī)則，一方承諾支付賞金，另一方按要求完成指定事項，兩廂情愿，各取所需，合于法律的公平正義。

　　公權(quán)力機關(guān)有時候也會通過懸賞方式，尋求最大化治理績效。古代的海捕文書會特別注明賞格，字體最大，顏色鮮亮。直到今天信息化、智能化時代，公安、檢察兩大機構(gòu)都還有懸賞。按照《公安機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縣級以上公安機關(guān)都可以發(fā)布懸賞通告，還必須寫明賞金的具體數(shù)額。

　　第二個原因，基于特殊目的而尋求社會聯(lián)合。近幾年，人民法院也在公安、檢察之后加入到了懸賞行列，杭州某法院就通過微信小程序懸賞尋找“老賴”。

　　需要留意的是，既然是陌生人的交往法則，既然承諾在先，懸賞合同必須以互利為前提，而不能重義輕利，甚至剝奪相對方的權(quán)利。樂于助人，見義勇為，這是善行義舉，應當倡導。但法律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當善人好人，不求回報，或者只給點精神獎勵或來個手動點贊。要完成特定的事務，別人一樣會付出精力，甚至付出代價，加之承諾在前，這種互利是別人行動的前提，所以才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說。

　　如果懸賞人違約爽約，相對人的權(quán)利如何保障？簡單來說，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自力救濟。比如遺失物是否返還，《德國民法典》賦予了拾得人同時履行抗辯權(quán)和留置權(quán)。王小二丟了手機，便懸賞找手機。后來李小三撿到了手機，要還手機可以，一手交賞金，一手還手機。否則，李小三有權(quán)留置手機，還不構(gòu)成侵占。

　　第二種方式，和解或調(diào)解。這實際上是一種再締約過程。如果賞金過高，雙方當事人可以就賞金數(shù)額心平氣和地協(xié)商，最后達成新的合意。

　　第三種方式，訴訟。這是最常見、最有效的維權(quán)方式。 2012年，某作家新書出版，模仿呂不韋，在自己微博上公開懸賞，鼓勵挑錯，賞額不是一字千金，而是1001元。

　　這話自信滿滿，也就是作家的一種自我點贊和推廣行為。但偏偏有位教授自信而且較真，迎難而上，一下子挑出172處錯誤，計算器一算，172172元。哪知道，作家不認賬了。沒辦法，教授訴請法院維權(quán)。法院最終認定18處知識性錯誤，判令該作家支付報酬18018元。

　　關(guān)于懸賞合同，還應當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合同成立問題。按照民法典的立法精神，只要是懸賞人就特定事項針對不特定對象公開發(fā)布聲明并明確具體承諾報償條件，相對人一旦履行就視為承諾，合同即告成立。

　　最容易引發(fā)爭議的是賞金條款，必須明確、具體，不能含糊。如果單純就“必有重酬”四個字，那就只能算要約邀請，合同不成立。

　　二是合同效力問題。依照合同自由原則，只要沒有發(fā)生禁止情形且不違背公序良俗，就應當認定其效力。

　　一般而論，懸賞合同雖然成立但不生效力的情形有四類：

　　第一類，主體不適格。比如作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在網(wǎng)上懸賞還承諾打賞，十元八元無所謂，如果數(shù)額巨大，法定監(jiān)護人又不予追認，那就是無效。即便未成年人已經(jīng)打賞，行為人也得返還。

　　第二類，目的非法。比如懸賞代寫論文、當槍手代考、幫畢業(yè)大學生找編制，甚至要官升一級，懸賞托關(guān)系送禮行賄等等。

　　第三類，標的非法。劉三妹的寵物貓丟了，開出的懸賞條件是小女子以身相許，因為涉及人格權(quán)，只能視為戲謔、玩笑，不會發(fā)生效力，也沒有強制執(zhí)行力。

　　第四類，行為非法。比如《西游記》中朱紫國國王懸賞，只要治好病，就平分天下。

　　此外，相對人不知道有賞金，但完成了懸賞事務，是否有權(quán)請求支付賞金？我國民法典沒有明確規(guī)定。對此，可以參酌《德國民法典》第657條的規(guī)定，為防范懸賞人投機，即便行為人不知道、不在乎，只要懸賞人有承諾，也得支付賞金。

　　（作者系廣州大學法學院教授、不動產(chǎn)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