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起有關惡意差評的案件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其中一起是惡意投訴網約車司機案：浙江一男子朱某惡意投訴2000多名根本不認識的滴滴網約車司機，目的在于通過投訴，來獲取平臺發放給投訴者的具有撫慰性質的代金券，然后在網絡上低價出售。據查朱某通過低價銷售代金券獲利8000多元，目前其已因涉嫌詐騙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另一起是消費者惡意差評小米手機案。在此案中，這名消費者在購買兩部小米新款手機不足一天（其中一臺手機還未拆封使用）的情況下，就作出違背事實的評價。這些評價被大量轉發，對小米公司發布的新款手機聲譽產生了惡劣影響。最終法院判決這名消費者侵犯了小米公司名譽權，應當賠禮道歉，賠償小米公司損失及維權支出共計3萬元。

　　這兩起案件之所以值得深思，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對惡意差評者的刑事或民事追責問題，而在于其折射出了平臺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如何建設營商環境等深層次的問題。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迅速崛起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平臺型企業。平臺型企業是網絡空間的建構者、運營者，也因此承擔了重要的管理職責，這一點毋庸置疑。通過強調平臺的管理職責，壓實平臺治理責任，是建構良好平臺生態的主要抓手，這一點也是基本共識，并且已經落實在多部涉互聯網與電子商務的法律法規中。但平臺經營者絕非平臺生態建設的唯一責任者。事實上，如果在平臺上從事各種活動的用戶，不能遵守基本的規則與底線，良好平臺生態的形成也將成為遙不可及的目標。而這一點似乎在某種意義上被忽視了。壓實平臺責任在某種程度上也被異化為“任何問題都出在平臺的身上”“平臺責任，一抓就靈”，這一傾向需要反思。

　　以目前各界頗為關注的網絡黑灰產為例，根據相關科研機構發布的網絡黑灰產治理報告，隨著平臺對網絡黑灰產治理力度的加大，刷單炒信行為日趨隱蔽化。如果沒有數量眾多的普通網民，為了貪圖一些小的利益去協助參與，那么相關刷單炒信之類的黑灰產要么根本無法運作，要么很容易被識別從而被平臺打擊和防范。另外，被稱為“羊毛黨”的很多參與者，也是普通網民，他們組成群組，隨時待命，一旦發現平臺的某些系統漏洞或者標價錯誤，就會把消息發布在群里，于是眾人蜂擁“撿漏”，大量下單，導致經營者因為一個小小的疏忽，就要蒙受不可承受的巨大損失。某平臺此前就因為優惠券設計上的一個疏忽，一夜之間被“薅羊毛”幾百萬元，而其中絕大多數參與者都是普通人。這種現象不能不引發深思。

　　網民作為消費者，在與平臺、平臺內商家發生交易時，其權益應該得到最嚴格的保護，平臺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責任也應該得到落實，這一點毋庸置疑。但這絕不意味著用戶（消費者）在網絡上的所有行為都是正當的，也不意味著網絡用戶不需要遵守諸如誠實信用、善良風俗之類的基本行為規范。中國古話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網絡空間中的社會交往，雖然與線下交往存在差別，但同樣是人際交往的社區，也同樣需要遵守基本的道德準則。如果突破底線，就容易破壞互信機制的建立，形成某種意義上的惡性循環，從而導致交易成本迅速增加。

　　舉例來說，面對正常的用戶投訴，作為消費者保護的一種機制，平臺發放代金券，體現的也是對消費者的尊重。但如果出現為數眾多的利用消費者投訴來套取代金券，甚至出售牟利的行為，那么平臺就要被迫去識別哪些是正常的投訴，哪些是惡意的投訴，這必然導致經營成本的增加。用戶評價機制，如果運行正常，那么會成為商家與用戶溝通的良好渠道，但如果出現大量的惡意差評，那么就會對商家的利益產生巨大影響，商家必然設法投入人力物力去“控評”。這也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資源浪費。

　　良好的平臺生態機制，無論對平臺，對商家還是對用戶而言，都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會增進各方的福利，而要形成良善的平臺生態機制，不只是平臺一方的責任，更需要多方的參與，其中具有公德心、不逾越底線的用戶，也是重要的建設性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