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0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年來，中國持續推進制度化、法治化與市場化改革開放進程，積極參與推動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貨物貿易國，對外開放各領域取得重大進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釋放巨大經濟發展潛能，在創新發展、服務能力、市場潛力以及產業配套水平等方面進一步增強了對外資的吸引力。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為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資金和技術支撐不足問題，我國充分運用勞動力、土地等資源的成本優勢，輔之以優惠的稅收政策，大力吸引外資，利用外資規模不斷上升，一定程度彌補了發展中的資金短缺問題，帶來了大量就業和稅收。1992年，中國成為吸引外資數量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當時外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或是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在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的所謂“兩高一資”產業多有布局，服務業外資引進不足，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引進外資規模差距較大，外資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帶動作用有限。

　　本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本著自由化、便利化的開放原則，切實履行入世承諾，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維護多邊體制，通過全面開放促進國內體制改革，逐漸形成吸引外資新優勢，外資政策的主動性進一步增強。通過政策引導，外資在我國開始布局中高端產業鏈并更加關注服務業，加大了向中西部的轉移，在促進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作用有所提升。2003年我國頒布了《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品目錄》，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創新利用外資方式，優化利用外資結構，發揮利用外資在推動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2010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擇優選資”的方向，在政策指引下，我國高新技術領域外商投資上升較快，2012年高新技術產業外商投資占比從入世前的5.3%上升到14.1%；在履行入世承諾基礎上，我國對金融業外資進行了“合法、合格、合規”的“門檻化”選擇，積極擴大境外金融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擴大服務業利用外資規模和范圍，2011年服務業吸引外資規模和比重開始超過制造業，成為利用外資最大產業；2004年和2007年，針對引資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國家對《外商投資指導目錄》進行了兩次修訂，“兩高一資”類項目被限制或禁止，通過“綠色化”選擇，外資在環保領域投入力度越來越大，2012年環保產業外商投資額較2001年增長5倍以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利用外資更加注重通過引導來推動經濟提質增量。從黨的十八大提出“提高利用外資綜合優勢和總體效益，推動引資、引技、引智有機結合”到黨的十九大提出“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我國利用外資愈加注重結構升級和協調發展，對接國際先進經貿規則的制度性開放成為利用外資的重要優勢。一是大力引導外資流向高精尖產業及現代服務業，支持外商投資創新發展。商務部《關于2013年全國吸收外商投資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進一步鼓勵外資投向現代農業、高新技術、先進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修訂實施《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0年版）》，出臺《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進一步引導外資投向綠色環保、低碳節能、氣候變化相關投融資領域。二是以協調發展為目標，優化外商投資導向，國務院先后在2013年和2017年對《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進行修訂，推動利用外資均衡化發展，引導外資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區和現代農業、生態建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三是以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港）為抓手，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并推向全國，擴大了外資準入領域，引導優質外資集聚、優化投資結構。此外，我國外商投資法和《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相繼出臺，并且在知識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等領域采取了切實措施，利用外資的法律保障體系進一步健全。在全球外資流入下滑的背景下，2020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達到1493.4億美元，逆勢上漲，成為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2021年1至10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17.8%，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20.3%，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23.7%，增幅超過平均值，引導外資結構升級成效顯著。

　　當前，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我國秉承世界貿易組織宗旨，瞄準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堅定不移推進制度性開放，將市場優勢和制度優勢不斷擴大，形成了利用外資的內在動能和戰略主動。未來將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目標，在更大范圍內提升利用外資的水平。一方面，深化自貿試驗區（港）建設，推動自貿試驗區（港）全面對接國際標準，進行壓力測試，持續發揮自貿區制度創新、金融創新、模式創新的示范作用，積極推動“放管服”改革，打造高水平營商環境，積極落實高水平對外開放各項政策，持續強化吸引外資新優勢；另一方面，積極引導外資流向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領域和清潔能源、污水處理、綠色制造等低碳環保領域，引導外資加大在醫療康養、研發設計、教育咨詢、金融服務、物流與供應鏈管理、信息通信、綠色服務等現代服務業方面的投入力度，充分發揮外資技術外溢作用，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