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在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共同富裕，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等三大差距，歸結起來就是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必須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實現農民收入增長，縮小收入差距。就物質生活的富裕而言，就是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方面要努力“做大做好蛋糕”，筑牢根基；另一方面要堅決“切好分好蛋糕”，堅持共享。首要的是推進鄉村富民產業發展，補短板，縮差距，建機制，為鄉村全面振興和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營造良好氛圍。

　　鄉村富民產業發展可為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

　　首先，推進共同富裕的基本抓手是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取得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之后，中國開始進入以緩解相對貧困為核心的共同富裕新時代，難點是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從全國的情況看，城鄉收入差距一直是造成我國收入不均等的主要原因。相關研究顯示，2002年城鄉收入差距對全國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為35.4%，2013年后一直超過50%。如果按照全國居民中位數收入的40%為相對貧困標準測算，當前農村相對貧困發生率高達23%，相對貧困人口接近2億。

　　廣東的情況也不例外，農村居民占全省人口的25.85%。但是，根據北京大學家庭追蹤調查最新發布的微觀數據，有35.99%的農戶樣本在廣東收入最低的25%人群中，而屬于這一低收入群體的城市樣本僅占城市總樣本的12.93%。可見，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抓手在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整體收入水平，實現路徑則在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關鍵是鄉村富民產業發展滯后。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不及非農產業的1/3，25%的第一產業勞動力創造的第一產業增加值僅為GDP的7.04%。鄉村一二三產融合不深，產業鏈縱橫發展不夠，尤其是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滯后。截至2020年底，雖然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總產值之比達到2.4∶1，主要農產品加工轉化率達到68%，但相比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致使目前我國仍停留在農村的將近2億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的占比偏高，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的就近就業機會和收入增長空間。

　　廣東省的GDP多年來一直位居全國首位，雖然鄉村企業發展總體良好，有鄉村工業企業37萬多家，數量上在全國名列前茅；但是，發展不平衡一直是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難題，鄉村企業同樣存在區域分布結構不均衡的難題，珠三角地區擁有的鄉村工業企業數量占絕大多數。與此同時，全省仍然有259個鄉鎮的工業企業數量低于10家，其中，超過50個鄉鎮沒有鄉鎮企業，既不利于農民就近就業，通過增加工資收入實現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區域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加快鄉村富民產業發展必須把握三大關鍵

　　一是為鄉村富民產業發展創造更加適宜的環境。“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鄉村富民產業發展面臨的共同難題就是鄉村產業發展環境不佳、項目雷同、配套不足等。創造更加適宜的環境成為促進鄉村富民產業發展當然選擇，重點是進一步優化基層公共服務。以廣東為例，近年來，基層單位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提升，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贊譽，但是，也存在鄉鎮單位窗口與城市比服務有較大差距、中心與外圍區域的窗口服務質量有差距、粵東粵西粵北與珠三角窗口服務能力有差距以及是否進入服務大廳整體服務質量有差距等“四大差距”，對鄉村富民產業發展或多或少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必須堅持黨建引領是根本、制度完善是保障、技術創新是動力、人員素質是關鍵的基本思路，以駐鎮幫鎮扶村為契機，加強建設，彌補差距，優化基層基本公共服務，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為鄉村富民產業發展和鄉村共同富裕創造更加適宜的環境。

　　二是要因地制宜找準鄉村富民產業發展方向。方向清，則目標明。鄉村富民產業選擇和發展的關鍵是要堅持與角色定位相銜接、與比較優勢相銜接、與區位優勢相銜接的基本思路，堅持市場導向、質量導向和效益導向，明確鄉村富民產業發展的根基和基礎在鄉村，重點是把握優勢和特色，全面拓展農業多種功能，著力提升鄉村多元價值，把鄉村打造成為產業高地、生態綠地、文化福地和休閑旅游打卡地，促使農業產業向鄉村產業拓展，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實現富民就業的多重效應。在產業選擇和發展中，為避免項目雷同、盲目跟風和產業單一等帶來鄉村產業發展效益不高、后勁不足等普遍問題，在引進新產業和企業時，必須進行嚴格審核把關，科學論證，既要確保產業發展有前景，又要確保產業發展和企業進入符合本地集體利益和全體村民共同富裕的要求。

　　三是在推進鄉村產業發展的同時必須構建共享機制。鄉村富民產業的焦點在“鄉村”，關鍵是能“富民”，核心是“構建共享機制”，要以產業發展和利益共享機制促進農村居民走向共同富裕。既往實踐已經提供不少可供借鑒的先進經驗。比如，為保障村民收入均衡，實現共同富裕，由村集體組織鄉村產業發展合作社并規定收入高的村民要少入股，貧困戶和低收入村民可以多入股。再比如，組建“村集體+農民+新型經營主體”的股份合作經營組織，農民成為集體經濟發展項目股東，參與集體收益分紅，使他們成為集體經濟發展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經管學院執行院長、教授，鄉村振興研究院鄉村產業振興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