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區經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一體化市場的分工協作和高度整合的協同發展是灣區經濟形成的基礎性因素。與國際典型灣區和國內城市群一體化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三種法律體系”的特殊制度環境。如何在“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框架內，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促進要素流通？從經濟學角度看，可以把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看作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消除阻礙商品和要素流通的障礙，推動各城市優勢互補分工合作，發揮灣區經濟強大的集聚外溢效應，提升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空間地理概念，改革開放以來在產業聯系和結構形態上經歷了快速演進過程，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后，粵港澳三地開啟從優勢互補功能合作到融合發展制度合作的進程。粵港澳合作始終遵循制度創新、區域一體化和分工合作的演進邏輯，同時，簽署CEPA（《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設立廣東自貿試驗區等制度型開放舉措極大促進了粵港澳市場一體化發展。

　　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背景下，與國內其他區域重大戰略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建設既有獨特之處，又能發揮引領示范作用。香港、澳門具有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的獨特優勢，大灣區是國內市場規則體系與國際市場規則體系的對接與轉換之地。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要圍繞進出口物流通道協調發展、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高標準市場制度規則體系構建等方面，加快體制機制創新，不斷提升大灣區資源配置水平和能力，成為國內大循環和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樞紐連接。

　　推動進出口物流通道協調發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大灣區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通的重要支撐。大灣區擁有世界級港口群和機場群，是重要的進出口物流通道，但相比跨境陸路互聯互通建設成就，大灣區港口群和機場群協同發展還需更大力度體制機制創新。據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數據，2021年粵港進出口貿易規模1.17萬億元，但高達92.6%的進出口商品仍然依靠跨境公路運輸完成。大灣區世界級港口群建設，可借鑒東京灣港口群推動良性競爭與分工合作實現整體效應的做法，同時加快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粵港澳大灣區組合港”模式，促進進出口物流暢通。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建設，可探索跨境多主體協調的體制機制創新，借鑒紐約灣區成立“紐約—新澤西港務局”跨區域交通綜合性協調機構的做法，推進機場錯位發展和良性互動。

　　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服務提升國家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是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落腳點，也是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的具體目標。粵港澳三地創新要素互補性強，科技創新產業合作成效顯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深圳—香港—廣州”位列全球前100個創新集群第二名，僅次于“東京—橫濱”集群。推動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形成創新要素集聚效應和中心城市帶動效應，有利于從要素供給、終端需求方面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作為全球科創中心典型，舊金山灣區的創新生態系統運行也蘊含流動性、網絡效應、創新文化三大機制。因此，要加快大灣區科技合作的體制機制創新，協同構建“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金融鏈—人才鏈”分工網絡，聚集戰略性產業聯合開展“卡脖子”技術攻關，加快創新成果跨境轉移轉化，形成創新能力更強、附加價值更高、穩定性更持久的產業鏈供應鏈。

　　構建高標準市場制度規則體系。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要強化市場制度規則統一，粵港澳三地分屬三個關稅區，存在三個市場制度規則體系，因此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本質上是優化區域自由貿易制度安排。一方面，推動香港和澳門CEPA升級，加快構建內地、香港、澳門單一自貿區，在商業存在、跨境支付、境外消費和自然人流動等服務貿易方面擴大對港澳開放，為構建一體化市場提供制度基礎。另一方面，進一步優化內地城市營商環境，在市場經濟體制、產業技術標準、行業服務管理等領域繼續加強與港澳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建立市場信用聯動機制和競爭執法領域合作，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發揮大灣區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中的示范與引領作用，關鍵是彰顯大灣區高度開放和國際化優勢，主動對標國際高水平投資貿易協定規則，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為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順暢對接積累經驗。（ 作者：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 毛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