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發表而發表”已經成為目前國內經濟學界的主流取向

　　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為人知的知識越來越少。經濟學家為了發表論文，或者純粹是為了吸引眼球，會造出一些“新穎”的理論來。由此帶來的一個后果是，經濟學研究越來越脫離實際、越來越脫離常識。在美國的經濟學界，對于多數經濟學家來說，發表文章的目的就是發表本身。在研討會上，沒有多少人去挑戰研究題目本身的意義，而是糾纏于論證的過程是否完美。等論文發表之后，也沒有人在意文章說了什么，大家關注的反而是文章發在哪本雜志上。

　　這股風氣也傳到國內，“為發表而發表”已經成為目前國內經濟學界的主流取向。現在大學都強調要在國際上發表文章，這就要求國內學者關注“國際學者”關注的問題，而不是關注對中國而言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就看到研究基礎設施的作用、政商關系、貿易開放的影響、信貸約束與宏觀政策等類似問題的文章比比皆是，而今天中國面臨的迫切問題，如地方政府的行為、宏觀政策的有效性、人口老齡化的應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要素分配等卻很少有人研究。

　　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已經成為共識，但以目前經濟學界的狀況而論，實現這個目標遙遙無期。

　　我一向主張，好的經濟學研究要遵循兩個“有用”標準：一是對理解或改造中國有用，二是對經濟學的發展有用。中國經濟學家生活在中國，做對中國有用的研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從個人角度來說，這樣的研究對人生的成長和完善是有好處的。人是社會動物，想得到社會的承認是人之常情。做對中國有用的研究，才可能對身處其中的中國社會有所影響，因而也是學者獲得社會承認的第一步。放大一點兒，經濟學家既然標榜自己的學科是“經世濟民”的學科，那就應該為社會做點兒有用的事情，而不僅僅是作為社會的旁觀者或批評者。作為學者，經濟學家不能只滿足于為社會做事情，還要對經濟學本身的發展做出貢獻。這就要求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特殊性的過程中抽象出一些普遍性的原理，以補充現有文獻的不足，甚或創造新的理論。

　　總體而言，理想的經濟學家應該像韋伯對從事政治研究的年輕人的要求那樣，把經濟學研究作為一種“志業”，就是把自己看作研究對象，即社會中的一員，并立志讓它變得更好。“志業”與“職業”的最大區別是，前者是自己的事業，后者是自己謀生的工具，高下自明。

　　中國正處在一個偉大的轉型時代，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無數鮮活的案例和素材，關注當下，才不枉一個學者的一生。歷史上留下來能夠影響后人的理論，都是對作者所處時代的最佳回應。深入到中國經濟大潮之中，發現它的底層邏輯，是創造屬于中國的新理論的不二法則。

　　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可以還原到常識

　　自1997年博士畢業回國工作以來，我就堅持參與國內公眾和政策討論，發表了大量面向普通大眾和知識界的文章。在撰寫這些文章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如何與非經濟學專業人士進行溝通。教MBA（工商管理碩士）的中國經濟課程之后，我進一步琢磨如何把艱深的經濟學道理講得能讓非專業人士聽懂。我還在各類論壇上發表演講，這就更需要深入淺出，讓普羅大眾能夠把握經濟大勢和政府政策背后的邏輯。

　　從這些經歷中，我悟出一個道理：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可以還原到常識。亞當·斯密當年寫《國富論》就是從常識出發。啟蒙運動打破了教會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束縛，人性得到彰顯。但在這個成就之后，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性完全自由之后，人性中的侵略成分是否會導致道德的淪喪？斯密從常識出發，提出自由交換可以成為疏導人性的機制——在市場里，因為人們的交換是自由的，所以他們的境況不可能變得更差。因為斯密的貢獻，經濟學是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好的經濟學家在從理論模型中得到結論之后，一定要給出結論背后的直覺來，如果結論不符合直覺，就有理由懷疑結論的可靠性。這里的直覺就是常識。

　　中國經濟還在增長過程中，經濟學因而還是顯學，經濟學家在社會上有很強的話語權。于是我們看到，一些經濟學家喜歡就時事和政府政策發表宏論，看似邏輯很嚴密，能夠唬住很多人，但是常常不符合常識，因此肯定是錯的。

　　一位經濟學界的朋友曾經這樣評價國內外的經濟學家：他們在做一些無害的游戲。如果僅僅如此也就罷了，但許多人把這種態度搬到現實中，習慣于說正確的廢話，這就有害了。一是脫離現實，說廢話的人多了之后，就會遮蓋真問題；二是造就一種虛情假意的社會風氣，助推“假事認真做，真事沒人做”的局面。我的態度則是：如果不能說真話，我情愿閉嘴。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