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縱橫談

　　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明確指出，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近日，中央編辦正式批復在國家發改委內部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致力于加強相關領域政策統籌協調，推動各項重大舉措早落地、早見效。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一直是國民經濟穩定和可持續增長的堅實底座。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不斷創新而實現持續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的生力軍地位與系統性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體系一脈相承，互促互進。

　　民營經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承載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出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續推動。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腳點之一是服務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改革的本質是從制度創新與政策供給兩個維度改變、創新和優化與民營經濟發展相關的軟硬環境和全周期成本問題，民營經濟往往直接影響市場預期、有效需求和宏觀經濟穩定。對國家政策體系的理解和把握程度決定了民營企業的理性決策，全面深化改革要力爭實現對民營經濟需求的精準扶持和機制支撐。

　　二是民營經濟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愿望和訴求更為迫切和直接。價格、競爭、市場、利潤是民營經濟的基本元素，也是民營經濟靈動性、產業結構韌性的直接體現。規則、公平、國際化、法治化是更高層次、更高發展階段的行業與競爭特質，民營經濟可持續競爭力的提升集中體現于此。民營經濟的市場主動性、產業能動性以及文化適應性決定了民營企業在激烈和復雜的市場競爭環境中能否贏得發展的主動。改革措施是否有效，民營經濟的獲得感是最直接的評價標準。

　　三是民營經濟是全面深化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深化改革與民營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戰略耦合關系，系統性改革與破除不適應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全過程降低民營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社會性中介成本以及行政性溝通成本，高效率傳遞與落實國家涉民營經濟發展的各類政策，切實提升企業實際獲得感，既是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關鍵環節，更是服務國家經濟發展重大戰略的內在要求。

　　四是民營經濟是探索和實踐共同富裕最終目標的重要力量。總書記以“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對民營企業家提出殷切期待。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新時代的民營經濟還面臨著轉方式、調結構、換動力，堅守主業、做強實業等高質量發展要求，增強先富帶后富、促進共同富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成為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內生動力。

　　民營經濟是國家高質量創新體系的關鍵環節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創新體系，實施創新驅動是對新形勢下民營經濟發展動能以及創新方向的關鍵指引。民營經濟高效嵌入國家創新體系的三個維度為：

　　一是民營經濟依托市場決定性作用整合產業鏈創新資源。提升產業鏈整體競爭力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前提，民營經濟需要在瞬息萬變的市場商機和技術迭代過程中深刻把握商業模式變遷和產業鏈場景變化，在產業鏈合作中尋求更加匹配的創新資源組合模式。企業自身的技術升級與產業鏈模式的迭代，不斷優化完善民營經濟對創新資源的系統性整合能力。

　　二是民營經濟在有為政府的引導中不斷走向成熟。高質量的創新體系離不開有為政府的引導和支撐作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更好地發揮政府在政策賦能機制、信用放大機制、風險緩釋機制、資源配置機制等維度的優勢。事實上，民營經濟的生態化科技創新能力培育也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強大支撐力和引導力。分析上海、深圳、合肥、重慶、廣州等地諸多風險投資以及高新技術企業和產業發展經驗后發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高效結合成為當前新興產業成長的關鍵支撐點，尤其是在市場預期不足、資本投資不足以及行業創新周期長等情境下，民營經濟在產業鏈嵌入、資本形成、技術合作、人才引進等維度都能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更好地發揮民營經濟服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市場主體功能。

　　三是民營經濟在與國家區域重大戰略的互動中持續成長。近年來，我國布局自貿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等區域創新高地，廣大民營企業在稅收政策、產業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政策、營商環境政策等體系化制度創新賦能下，科技創新能力與技術產業化環境不斷得到提升，前沿性、戰略性要素持續聚集，民營經濟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能力和意識不斷增強。

　　民營經濟是國家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實踐者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我國已經進入從商品要素型開放轉向規則制度型開放的戰略窗口期，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為廣大民營企業創造更為廣闊的國際國內市場與競爭環境，而民營經濟在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塑造中大有可為。

　　一是民營企業可以作為關鍵平臺參與國際競爭，有效防范“技術霸權”風險。長期以來，國有企業在對外經貿合作中遭遇不公平“技術霸權”，影響我國企業正常的對外技術合作與研發創新，通過遴選有條件、有基礎、有需求的民營企業，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前沿技術競爭與合作，能夠有效降低技術霸權帶來的非理性競爭風險。

　　二是民營經濟依然是吸引和承載高質量外資境內投資的核心載體。進入新時代，高質量外資對開展境內投資的模式和制度環境都形成了更高的要求。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持續深入推進，讓廣大民營企業能夠在更高水平層面與外資企業同臺競技。一方面，隨著開放型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外資投資境內民營企業的范圍和深度都在加強；另一方面，民營企業走出去投資成為新常態，制度與規則層面的對接為我國民營經濟的高水平開放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

　　三是民營經濟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治理智慧。隨著對外經濟交往的持續深入，民營經濟所蘊含的敢為人先、精益求精、以人為本、質量第一等文化特征必將不斷展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高質量發展的擔當。民營經濟作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首先要練好“文化內功”，體現大國企業的文化氣質和責任擔當，其次要注重文化融合，聚焦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文化交流與合作，以文固本、以文興企。

　　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歷史必然，更是戰略使然。民營經濟在應對各類型不確定性風險以及關鍵領域的國際競爭過程中發展壯大，勢必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先進性和科學性。

　　（作者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