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礎，也是構建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基石。蓬勃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及與其相伴相生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讓世界享受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超長景氣。中國加入了以關貿總協定和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后，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體系，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為經濟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撐。進入新時代，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推進，黨的二十大強調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并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戰略部署，這對于我們更好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以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

　　實行對外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和黨的中心工作要求制定的重大戰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實施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經濟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形成了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區域梯次開放的格局，實現了從貿易到投資、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領域不斷拓展的開放格局，呈現了從數量小到數量大、從質量低到穩步提高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改革開放45年來，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國貨物貿易總量2022年超過40萬億元，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進一步鞏固；服務貿易占比不斷提高，成為世界第二大服務貿易國家。同時，我國對外開放的質量不斷提升，格局發生變化，制度開放不斷取得進展。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多邊貿易，主動融入世界經濟。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與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亞投行，成立絲路基金，啟航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等多個貿易投資協定，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TP），進一步擴大多邊合作范圍，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一系列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舉措，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彰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和勇氣。

　　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人均GDP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優勢逐步顯現，這也意味著經濟開放戰略和結構調整戰略也需要進行相應調整，從充分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外需市場逐步轉向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我們要充分認識在新發展格局下對外開放的重要性。經過改革開放45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已深度嵌入國際產業鏈分工體系中，中國的外資企業涉及2億人就業，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也不容忽視。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使中國成為21世紀全球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也是推進高質量發展巨大動力所在，更是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增長機遇，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物質技術基礎的必然舉措。

　　高水平對外開放承載著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總結我國對外開放實踐經驗，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中國要建成“高標準市場體系”“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打造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等，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基礎。

　　高水平對外開放筑牢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保障中國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和邁向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提供更加雄厚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保障我國經濟維持中高增速，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一引擎，建立更為穩固的大國地位。

　　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生動力，充分發揮14億多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規模市場巨大優勢，全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優勢，科技創新的人才、技術、產業、市場潛在優勢，并使之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

　　高水平對外開放改善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外部環境，打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和平與發展構成的威脅及對中國的圍堵遏制，為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營造有利的時空條件，使中國能夠抓住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機遇，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圍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打通“斷頭路”，疏通“大動脈”，暢通“微循環”。

　　高水平對外開放匯聚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磅礴力量，凝聚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開放協調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思想共識，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全過程循環，不斷拓展中國的發展空間，確保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基礎的關鍵一招

　　新時代中國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的高水平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中國同世界的合作范圍和領域，提升開放合作的水平和層次，實現中國與外部的物質、資源、信息和能量的高質量輸入輸出，成為在數量和質量兩個維度上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基礎的關鍵一招。

　　一是對外開放層次高，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高品質。高水平對外開放“量”“質”并舉，以“質”取勝，不但推進商品市場、要素市場、服務市場、信息數據市場的高水平開放，而且進一步推進制度型的對外開放，既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積極有效引進境外資金，又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導向，注重引進先進技術，提升利用外資的綜合質量，鼓勵外資更多投向先進制造、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領域，補齊我國高端技術和高品質服務的短板，破解制約中國式現代化物質基礎的“卡脖子”難題，高質量地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更好滿足人民群眾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消費需求，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提質量，創造數量更多、質量更優的就業機會，促進要素有序流動和資源合理配置，實現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繼續發揮出口對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支撐作用。

　　二是對外開放范圍廣，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豐富度。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立足于全球視野，只有打開國門搞建設，全方位參與全球資源配置，才能獲得更多推動發展所必需的資金、技術、市場、人才等諸多優質資源，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從而實現更高水平的安全。要充分利用我國比較優勢，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實施國內國際開放空間格局的雙維擴張，擴大開放合作的“朋友圈”，優化對外開放的外部空間布局，構建全球利益分布格局，努力開拓國際市場，勇敢面對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嚴峻挑戰和來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不斷提高要素市場國際化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提升中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以更有效的手段，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更有活力、更具影響力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三是對外開放程度深，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牢固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不但要高水平地推進商品市場、要素市場、資本市場、數據市場的對外開放，還要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結合起來，穩步擴大更深層次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以對內的制度改革帶動對外的制度開放，以對外的制度開放倒逼國內制度創新，對內破除制度約束、促進央地協同與區域協同，對外加強國際規則協調，爭取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規則、制度建立的參與權、主導權，從而以高水平的制度型對外開放吸引世界優秀的人才、跨國公司和企業、更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入駐中國，以增強中國的創新力。

　　四是對外開放支撐強，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穩定性。中國對標高標準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健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組織機構，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法律法規，規范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行為，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起四梁八柱，同時順應大勢、主動作為，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抓手，構建開放型協同創新共同體，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增強科技創新策源功能，突破發達國家對我國的技術封鎖，擺脫對國外關鍵核心技術的嚴重依賴，以足夠的底氣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克服制約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制度性、結構性矛盾，暢通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信息流，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

　　高水平對外開放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韌性，為中國式現代化保駕護航

　　一些發達經濟體堅持零和思維，借口“防風險”“保安全”，逆歷史潮流地組“小院高墻”，企圖脫鉤斷鏈，人為阻斷各國建立起來的相互依存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內在聯系，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而發展中的中國卻始終堅持“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不開放就不會有發展，封閉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的正確方向，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維護開放、穩定、富有韌性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防止世界經濟落入“泛安全化陷阱”。

　　2023年11月，全球首個以供應鏈為主題的國家級展會“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在北京舉辦，來自全球55個國家和地區的515家中外企業和機構，集中展示智能汽車鏈、綠色農業鏈、清潔能源鏈、數字科技鏈、健康生活鏈等5大鏈條和供應鏈服務，展示了各鏈條上中下游關鍵環節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其中眾多世界500強企業和全球供應鏈體系龍頭企業亮相鏈博會，來自境外的參展商占比達26%，其中來自美國、歐洲的企業占外方參展商總數的36%。這是中國在連續舉辦六屆進口博覽會、十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以及先后舉辦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等基礎上，順應時代呼喚，創造出的一個促進各方加強溝通、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韌性的國際化平臺，也是彰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這些高檔次的國際博覽會、交易會，成為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綠色、數字、創新等領域互利合作的全球共享的公共產品平臺，表明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回擊脫鉤斷鏈、“小院高墻”、“去風險戰略”等“逆全球化”措施的決心和擔當。

　　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韌性和穩定，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鞏固和加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是各方的利益所系和迫切期盼，也是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關鍵。中國舉辦進博會、鏈博會、數博會，就是為了順應時代呼喚，創造一個促進各方加強溝通、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的國際化平臺。歷史和現實證明，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保持穩定時，世界各國就普遍受益，世界經濟就能穩步增長；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受到阻礙時，世界各國就普遍受損，世界經濟就開始蕭條衰落。中國既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的參與者、受益者，也是堅定的維護者、建設者和發展者。中國堅持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建設得更具韌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為促進世界經濟復蘇和全球發展繁榮作出了貢獻。

　　中國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一要構筑安全穩定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保障中國自身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安全，持續為世界提供優質的中國制造、穩定的中國供給，從而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二要構筑暢通高效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強全球互聯互通，讓要素更加便捷循環、有效配置，使中國能夠從國際市場上有效配置資源和要素，繼續高水平地推進“一帶一路”共建和高質量發展，加強在智能制造、數字經濟等領域創新合作，提升中國在智能制造、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力。三要構筑開放包容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打破貿易保護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脫鉤斷鏈”對中國經濟的圍追堵截，營造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保障中國經濟更深層次地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積極參與綠色發展領域國際合作，努力促進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綠色低碳轉型。四要構筑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積極推進同各國的產業、產能合作，使中國融入廣泛參與、優勢互補、共享紅利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之中，為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多便利、更好保障，并帶動發展中國家更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同時也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

　　實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在全球經貿規則調整和重塑中提升話語權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要求，也是中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打開國門，大量引進外資、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企業管理經驗，這種要素流動型的對外開放，有效促進了中國國內國際要素自由流動，提升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更多的中國產品走向國際市場，使中國企業走向世界舞臺與國際先進企業同臺競爭。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的商品要素流動型對外開放遠遠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政策驅動型對外開放呼之欲出，以放寬審批權限、減免關稅企業所得稅等優惠政策，鼓勵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吸引外商和外資進入中國的各種開放政策紛紛出臺，如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等相繼建立。這種政策驅動型的對外開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大市場，與世界經濟接軌。但是，商品要素流動型和政策驅動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兌現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不斷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邊境開放的舉措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價值鏈對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作用相對有限。

　　隨著國內人口紅利減少、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轉型以及消費結構升級，世界上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中國出臺各種優惠政策，擴大招商引資力度，采取減稅免稅等雷同化、同質化的優惠政策，使得中國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政策驅動型開放的效果逐漸衰減，于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深層次的制度型對外開放勢在必行。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進行戰略部署時明確強調，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構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制度型對外開放是以“刀刃向內”的政府職能轉變，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市場準入，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實施放管服改革為特點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為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提供支撐掃清體制機制障礙的開放。與政策驅動型開放相比，制度型開放更具基礎性、根本性和長期性，是一種脫胎換骨的內生性高水平對外開放。面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諸多挑戰，中國式現代化更需要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做支撐，中國的對外開放不能僅停留在放寬貨物和服務的市場準入限制、減免稅收、兩頭在外大出大進這種商品要素流動型、政策驅動型的對外開放層面，而更需要注重體制機制與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全面接軌的開放。只有制度型開放，才能使我國加快對標國際通行規則，讓中國經濟運行更加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營造出公平、開放、統一、高效、可預期的貿易自由和投資自由便利的市場環境，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保障。

　　商品和要素流動型的開放和政策驅動型的開放，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主動選擇開放的行為和結果，為中國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種開放，本質上尚屬于被動和跟隨式發展，我們在其中扮演的是發達國家主導的、更多反映發達國家利益訴求的國際經貿“游戲規則”的接受者和遵守者的角色。中國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盡管使中國在中低端層面實現規模快速擴張和一定程度的升級，但在邁向中高端進程中則會面臨著發達國家的封鎖和堵截，制約著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顯然，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超大規模市場的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不能始終停留在中低端水平和層次上，在規則上也不能再繼續成為被動接受者。因此，在全球經貿規則亟待大調整、大重塑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展現大國的使命和擔當，實施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在新一輪高標準全球經貿規則調整和重塑中提升話語權，為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營造更優的國際發展環境。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