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信息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依據，要發揮其在這個進程中的重要作用”，“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優勢，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決策施政”。這些重要論述，敏銳把握數字化轉型發展機遇，為我們提升基層治理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數字時代，數字賦能應用場景已成為優化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層智慧治理能力的突破口，是新時代我國加強和創新基層治理的關鍵點。

　　提升數字素養。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持續提升干部隊伍數字思維、數字技能和數字素養。基層社會治理涉及人、地、事、物、情、組織等諸多復雜要素，會產生海量數據信息，其治理難度與民眾訴求交織疊加，這就需要運用現代技術力量，實時掌握和分析基層社會運行規律與需求、政府治理舉措與成效、社會矛盾與風險，并進行可量化可觀測的管理與回應。提升數字素養，增強干部隊伍數字治理能力，有助于推動數字應用場景平臺構建，幫助基層減負增智，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從而加快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使之與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相適應。

　　推進數字基建。近年來，伴隨智慧城市建設的推進，以5G、云計算、物聯網等為核心的數字基建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智慧社區、“雪亮工程”、網格化平臺、“12345”政務熱線、自助政務服務終端以及政務小程序等典型應用場景不斷涌現，有效提升了社會治安與公共服務水平。數字基建能夠帶動社會治理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升級，為基層智慧治理拓展應用場景提供先決條件。一方面，街道社區依托平臺、終端等綜合性應用，圍繞風險預警、服務找人、應急救援等領域，實現治安防控、交通出行、社會矛盾化解、特殊人群服務管理等工作精準高效；另一方面，通過建構基于服務感知、風險識別、多元協作的交互式數據治理體系，加快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建設，推動地方政務服務平臺縱向貫通、橫向集成、共享運用、安全可靠，以數字化平臺實現立體感知、互動開放、全域協同、風險研判和科學決策，持續推進市域治理的“一網通辦”“一網統管”。

　　強化數字協同。基層治理智能化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為技術支撐，“城市大腦”便是其典型代表。在智慧城市建設進程中，“城市大腦”形成了多系統集成、一體化監測、智能化預警、便民化服務、整體式發展，能全面推進“網絡通、系統通、數據通”。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強化數字協同，一方面要通過完善“城市大腦”建設平臺設計，將大數據平臺、目錄鏈管理系統與政務服務熱線大數據系統深度對接，推動智能感知技術融入基層網格化管理機制，建立網格化智慧管理信息系統，實現不同系統數據之間的轉化兼容，最大限度發揮出數據資源協同效應，避免形成“數據孤島”造成數據閑置；另一方面，要通過“城市大腦”為基層治理和公共生活所打造的數字化界面，包括交通出行、衛生健康、社會治安等若干應用場景，提升數字化協同治理水平，充分整合更廣泛的社會力量，集聚、吸引和激發更多的社會創新主體，進而形成更大的網絡效應，加快推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注重數字普惠。立足基礎民生改善，做好智能化公共服務，是提升基層智慧治理能力的關鍵任務。應利用社會治理數據資源，優化調配公共資源，協調好多方利益。一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針對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重要民生問題，整合人力社保、不動產、稅務、交通等民生數據，鏈接城市網格化管理數據，逐步實現城市基層治理問題全口徑匯聚。通過建立數據推送機制，將市民服務熱線情況數據及分析結果推送至市級有關部門、各縣區、街道及社區，為政府部門高效解決群眾各類“急難愁盼”提供依據。另一方面，根據基層治理不同維度和需要，發展普惠共享的數字公共服務。將數據資源向基層開放共享與集約化利用，通過對接政府各級政務服務平臺，完善鄉鎮（街道）與政府部門政務信息系統數據資源共享交換機制。構建一體化城市預警感知系統，推動基層民生數據與微博、微信等移動社交媒體和智能化終端數據的融合。同時，關注數字倫理問題，充分考慮老年人、殘障人士等群體需求，避免產生“數字鴻溝”，推行適老化與無障礙服務渠道，不斷促進基層社會和諧與安定團結。

　　保障數字安全。數字治理只有在法治的軌道中進行，才能化解安全風險。應劃底線、立邊界，建立健全相關法治體系和標準體系，嚴格執法和司法，加大普法力度，為數字治理安全有序發展提供保障。一是在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框架下，繼續完善主管部門、監管部門職責，強化數字安全法律法規監管，為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比如，健全網絡安全管理制度，強化系統安全保障、信息安全管理；完善數據交換規范、信息目錄規范、服務提供規范、服務質量規范以及資源使用流程，深化對數據安全的精細化管理。二是加快推動數據開放共享的立法工作。應制定規范數據共享的專門立法，明確公私主體之間開放數據的規則以及人員信息、預警等數據在不同場景運用中的具體規定。三是謹慎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完善數字安全監測運維體系。圍繞數據調取、共享共用等，建立權限管理、分級審批、使用痕跡記錄、數據共享情況通報、日常安全教育、責任追查等相關環節，明確數據源安全、數據應用安全等領域安全要求，促進數字安全分類分級精細化管控與全周期管理。

　　總之，基層治理數字化智能化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真正以數字賦能應用場景構建起基層社會治理的“數字全景圖”，不斷提升基層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數字社會的治理邏輯與時代命題。

　　（作者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