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南方”概念持續升溫，成為國際輿論場域炙手可熱的高頻話題。當前，“全球南方”概念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新意涵，厘清“全球南方”力量崛起的動因和影響，有利于進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地緣政治黏合力和凝聚力。

　　“全球南方”正在成為一個彼此認可、處境相似的發展共同體

　　在緣起上，“全球南方”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69年，最早由美國左翼政治活動家卡爾·奧格爾斯比率先使用。奧格爾斯比是美國反戰運動的活躍學者，他認為“北方對全球南方的統治”在延續了幾個世紀之后，產生了一種“無法容忍的社會秩序”，呼吁早日結束越南戰爭。在意識形態的源流上，“全球南方”具有鮮明的“非西方”色彩。1980年，德國勃蘭特委員會發布的《南北：生存計劃》報告再次使用“南北”概念，主張“北方國家”應向“南方國家”注入大量資本，以幫助后者實現現代化。1990年，聯合國發布《南方的挑戰：南方委員會的報告》，旨在幫助“南方國家”自主地實現發展本國的發展抱負。自此，“南方”概念開始流行。隨著“全球化”這一術語開始成為國際主流敘事，“南方”一詞添加上了“全球”這一前綴，“全球南方”被賦予新的意涵。2003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推動“打造全球南方”項目，將南南合作納入政策優先議程，意在提升南方國家的話語權。

　　“全球南方”具有三層意涵，分別是地理上的區位意涵、經濟上的發展意涵以及地緣政治上的聯合自強意涵。首先是在地理維度上的“南北分歧”。由于絕大多數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都位于北緯30度以南，20世紀80年代的“勃蘭特報告”便將北緯30度線擬定為劃分“南方世界”與“北方世界”的地理區分線，而不論一國是否位于北半球或南半球。基于此，北緯30度線穿越中美洲、非洲北部和印度之后下移，但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單列為“北方世界”。其次是經濟維度上的“南北鴻溝”發展差異。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視角之下，“全球南方”指經濟和社會欠發達國家。根據聯合國2023年的劃分標準，在聯合國的193個成員國中，目前有36個國家被認定為“發達國家”，全部位于歐洲、北美和亞太沿海發達區域；其余的國家皆被認定為“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或“新興經濟體國家”，全部位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最后是地緣政治維度上的聯合自強意涵。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相似的歷史遭遇、共同的發展任務，“全球南方”作為一種政治“抵抗符號”，代表著“南方國家”反對“北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反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抵抗情緒”。為了凝聚“全球南方”力量，切實推進南南合作進程，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創建了金磚國家機制、上海合作組織、77國集團等多邊機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嚴苛制裁導致全球經濟震蕩且不確定性增加，但同時也引發了一個新的經濟全球化周期和新的經濟范式，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遷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西方國家試圖拉攏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加入對俄制裁的陣營，然而“全球南方”國家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絕充當地緣政治博弈的棋子，避免陷入西方所謂的“民主與威權”的二元對立敘事。另一方面，以金磚國家機制為引領的經濟全球化新范式正在加速推進，金磚國家著手制定新的合作方針，以應對國際制裁、氣候變化、宏觀經濟沖擊以及金融動蕩等一系列挑戰。金磚國家擴容進一步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力，加快推進經濟全球化新架構和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構建。“全球南方”正在成為一個彼此認可、處境相似的發展共同體，具有鮮明的非西方、反霸權、謀發展、求正義的共性。

　　“全球南方”的崛起是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必然結果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熱潮的涌現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政治變遷中的整體性覺醒。“全球南方”的崛起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必然結果。21世紀的“大變局”可以概括為西方霸權的式微與“全球南方”的崛起。經濟實力的提升、人口結構的變化、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非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的興起……“全球南方”的崛起有多重動因。

　　首先，經濟實力的增長是“全球南方”崛起的直接動因。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根據資本的邏輯塑造世界經濟體系，并由此形成了發達對不發達、西方對東方的剝削關系。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于1950年提出“中心—外圍”依附理論，認為世界體系由“中心”和“外圍”兩部分組成，即被資本主義生產技術滲透的部分是“中心”，在生產、技術和組織方面處于落后地位的部分則是“外圍”。由此，世界體系中的發展不平衡成為一種歷史必然，而這種固有的不平衡隨著“中心”和“外圍”的擴大而加劇。然而，冷戰結束后，全球范圍的產業分工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完整的產品價值鏈網絡被拆分成多個環節，分散于不同的國家進行研發、設計、生產、組裝和銷售，這為發展中國家嵌入全球價值鏈提供了歷史性機遇。雖然全球價值鏈中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研發和設計等環節仍主要在發達國家進行，但屬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加工、生產和組裝等環節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擴散，而跨國公司則以“南北間產品內貿易”這一新型國際貿易方式，實現了上中下游產品環節的有機銜接和價值附加。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垂直化分工參與和嵌入到全球價值鏈重構之中，承接了由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化進程。發達國家對獲取超額利益的追逐，最終導致“產業空心化”和“經濟虛擬化”。

　　進入21世紀后，一方面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縱深演進推動信息、通信和交通成本持續下降，另一方面國際格局的總體緩和削減了制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諸多壁壘，這為基于產業分工深化和成本級差的全球價值鏈延伸提供了新驅動力。新興市場國家異軍突起，產業結構快速升級，經濟發展強勁有力，貿易規模迅猛增長。普華永道在2017年發布的《2050年的世界》研究報告認為，基于購買力平價（PPP）測算的GDP，在2015年以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俄羅斯、墨西哥和土耳其為代表的新興七國（E7）首次超過七國集團，而到2040年前者的經濟規模將是后者的兩倍。到2050年，世界前七大經濟體中將有六個是現在的新興國家。可見，世界經濟的重心正在從大西洋區域向太平洋區域轉移，發展中國家實力的持續增長將帶來南北經濟關系的重構。

　　其次，政治影響力的提升是“全球南方”崛起的深層原因。二戰后，在霸權秩序之下，“全球南方”由于面臨諸多挑戰而處于國際政治格局的邊緣。一方面，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剝削和壓迫，導致了資源掠奪和經濟不平等；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體系的不公平和不平衡也導致南方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受到保護主義政策和不公正的貿易規則的擠壓。為應對這些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通過南南合作和區域及跨區域整合兩種路徑來增強自身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第一個路徑是發軔于1955年萬隆會議的南南合作，即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等領域展開的合作，通過共同努力共享知識、技能和資源，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南南合作是發展中國家自覺和自醒的產物，以“萬隆精神”為引領，至今已走過60多年的不平凡歷程。2013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有助于通過加強互聯互通滿足“南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已被聯合國認可為“21世紀南南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個路徑是通過區域一體化及跨區域整合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聯合自強。在亞洲，許多區域性倡議已在持續推進，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多邊合作、東盟與中日韓合作機制、東亞峰會合作機制等。在非洲，一方面，東非共同體、西非共同體和東部與南部非洲共同市場等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在非洲聯盟的推動下，非洲大陸區域內的人員自由流動、關稅壁壘削減、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輸走廊構建等多個領域也已取得重要進展。在拉美，南方共同市場、加勒比共同體、中美洲共同體等蓬勃發展的同時，由33個國家組成的拉美和加勒比共同體已成為推動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在全球層面，中國已建立了中國東盟合作機制、中非合作論壇、中拉論壇機制和中阿論壇機制等“1+N”南南多邊合作平臺，實現了對發展中國家區域的全覆蓋。可見，發展中國家戰略自主意愿和能力的增強，提升了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力和塑造力。

　　最后，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是“全球南方”崛起的根本原因。當前，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存在諸多規則不公和制度缺陷，占世界總人口八成以上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權益和話語權未被充分體現和尊重。第一，西方大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中擁有較大話語權，致使某些國家利用這些機構迫使發展中國家作出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妥協和退讓。第二，少數西方大國蓄意無視或繞開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濫用霸權對他國進行經濟制裁、政治施壓和武力攻擊等，加劇了全球的分裂與對立。第三，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更有利于壟斷資本在全球配置并獲得超額利潤，財富和收入不平等在全球范圍拉大。第四，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無法有效應對氣候融資、糧食安全、債務減免、健康問題、難民危機等全球性問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社會、經濟和環境脆弱性挑戰尤為突出。事實上，一些西方國家不僅不會承擔相應的責任，反而將問題的根源歸咎于發展中國家。

　　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西方與“全球南方”之間的裂痕正在擴大。許多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疏遠并非始于烏克蘭危機；相反，這可以追溯到西方無視發展中國家與新冠疫情作斗爭時面臨的困境。當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缺少疫苗而急需來自發達國家的援助時，“西方國家卻關起門來只顧自己”，無視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存權和健康權等基本人權。對此，加納總統阿庫福-阿多批評說：“非洲是一個被遺忘的大洲，我們只能自救。”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美國、歐盟和其他發達國家一起，于2009年承諾到2020年每年向低收入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用于氣候緩解和適應措施。然而，西方國家并沒有兌現自身的承諾，2020年支付的融資額度剛剛達到830億美元，這違背了他們根據其歷史排放量承擔責任的承諾。發展中國家遭遇西方殖民掠奪的歷史和數十年來堆積起來的對西方的失望和怨恨，是驅動“全球南方”國家聯合起來對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進行完善和變革的“黏合劑”。

　　總之，“全球南方”正在成為一股重塑世界秩序的關鍵力量，其崛起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預示著全球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重心從“全球北方”轉向“全球南方”。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凝聚發展共識、創造發展機遇、共享發展成果將為南南合作注入新動力。與此同時，美西方國家出于維護霸權的需要，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爭奪和拉攏也將日趨激烈。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際組織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