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現代化事業經歷了長期的探索歷程，認真研究總結這一歷程及其寶貴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我們黨領導的現代化探索歷程中，三線建設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其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在新中國發展史乃至整個世界工業建設史上都堪稱奇跡。三線建設對我國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工業布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在西部地區建成了一批工業交通基礎設施和新興工業城市，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為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線建設的全面展開與西部地區現代化框架的構建

　　三線建設，是20世紀60年代黨中央根據當時嚴峻的國際形勢，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作出的以備戰為中心的重大戰略決策。從1964年到1980年，三線建設在中國腹地的13個省、自治區全面展開。在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共投資2000多億元、動員上千萬人，在西部進行了大規模的國防、工業、交通、科研和基礎設施建設。盡管當時黨中央作出三線建設戰略決策的主要動機是出于國防需要，但大規模的交通、工業等基礎設施建設和科研機構的建立，卻在客觀上促進了這一時期西部地區現代化框架的構建，也為改革開放之后西部發展及大開發奠定了物質基礎和主體框架。

　　促進了西部地區以鐵路為中心的交通網絡的形成。在三線建設的大潮下，三線地區相繼建成川黔、貴昆、成昆、湘黔等十條鐵路干線及一些支線和專用線，形成了以成都和昆明等城市為中心的覆蓋大西南的鐵路網。在西北地區，則建成了以蘭州為中心的鐵路網骨架（《當代中國的鐵道事業（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215頁）。這些鐵路又與中國中東部的東西、南北向鐵路線相連接，促進了現代中國鐵路網絡的形成。與此同時，隨著三線建設的大規模展開，以各省和自治區首府為中心的公路建設、以長江為主的內河航道水路建設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據統計，三線建設時期新增鐵路8000多公里，貨物周轉量增長4倍多；新建公路22萬公里，增長近1倍；內河航運在通航里程和吞吐量方面也得到快速發展，大批物資通過水路進入西部地區（李彩華：《三線建設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9頁）。三線建設時期，鐵路、公路與水路建設在西部地區形成的交通網絡，極大地促進了西部地區之間、東西部之間交通的通達，帶動了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偏僻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增加了東西部之間的物資流通與人才流動的速度和規模，為形成以高速鐵路為標志的多元、快速的交通發展格局打下了基礎。

　　為中國西部現代化工業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三線建設將全國的優勢企業和技術力量推進到三線地區，使西部地區在短時間內建立了2000多家企事業單位，建設起較為完備的工業發展體系，使西部地區結合自身資源優勢形成以能源、原材料、機械加工制造、電子、國防科技等為重心的工業格局和工業門類。以機械工業為例，經過三線建設，初步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基地、以華中為中心的新工業基地；在西北地區則建成了漢中、天水、銀川、西寧等工業城市，在汽車、重型機器、儀表、機床、農機等方面都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體系，改變了原來過于集中于沿海地區的工業布局（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5頁）。這一時期西部現代化工業體系的初步形成，為東西部形成互補與均衡的工業布局和齊全的工業門類、完善的現代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

　　為中國西部的現代化儲備了人才。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展開之后，以科技為中心的研究機構也開始在三線地區布局。全國范圍的優秀科技力量不斷向三線地區匯集，在三線建設期間，三線地區中僅四川就有近60萬科技人員，湖北、河南、湖南、陜西各省也都在30萬人以上。1978年以后，一批研發機構逐步在地方、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業建立，進一步充實了三線地區的科研力量。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三線地區已擁有數千個科研與技術開發機構、300多所高等院校，形成了研究學科及門類齊全、梯隊較為合理、水平較高的科研力量。這些研究機構的布局，在三線地區形成了以國防科技為主體、各研究機構和高校為支撐的多學科、多層次科研體系，尤其是在核工業、航空航天、兵器、電子、船舶制造、冶金、化工、電力、地質礦產等方面，都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再加上高等院校中的理工農醫等專業，三線地區形成與東部地區互補的人才與行業格局。這些科技人才及科研機構為三線地區的后續發展，乃至為全國工業與國防現代化儲備、培養了大量的科研與技術人才，對東西部地區的接軌以及之后的西部大開發起到了關鍵作用，也成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現代化飛速發展的重要動因。

　　這一時期的三線建設，通過新建成的干線鐵路、公路與水路交通，溝通了三線地區的工業區，形成了整個工業的縱深配置，構筑成相當規模的以國防工業和重工業為主體、門類比較齊全、生產和科研相結合的戰略性后方工業基地（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頁）。三線建設在現代交通網絡、工業體系、人才格局等方面為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建設搭建了框架，也為改革開放以后西部地區開發與轉型發展打下較為堅實的基礎。

　　三線企業的調遷轉型與西部地區的現代化發展

　　大規模的三線建設改變了中國西部的發展模式和路徑，使西部地區逐步與東部地區的發展接軌。但三線建設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開展的，其布局與選址不夠合理、產品結構較為單一、戰線太長、成本過高等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與此同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隨著1979年“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實施，國家開始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壓縮基建規模，為備戰而建立起來的三線企業開始進入調遷轉型時期。從“七五”時期的綜合治理階段開始，三線建設企業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調整轉型。通過企業布局、產品和企業結構的調整，三線企業逐漸與全國和西部地區的長期發展規劃、資源利用開發、城市化聯系起來，找到了新的發展契機。轉型后的三線企業很多成為當地乃至全國的龍頭企業，對西部地區乃至全國工業布局與工業部門的完善、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等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從而促進了西部現代化的發展。

　　三線企業的轉型進一步完善了三線地區乃至全國的工業布局。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遷、轉型，三線企業在產品方向和種類、產業結構和格局方面都進行了重大調整和完善，相當一部分三線企業轉型成功并促進了新工業格局的形成與發展。以三線國防科技工業為例，至2005年三線國防科技工業的空間布局最終形成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廣元、天水、綿陽等城市為中心的電子工業基地，以綿陽、成都為中心的核工業基地，以西昌、酒泉等為中心的航空航天工業基地，以洛陽、襄樊為中心的豫西、鄂西兵器工業基地，以重慶、宜昌為中心的船舶工業基地（周明長：《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與重點區域城市發展》，《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新工業格局的形成，加速了區域的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進程，并帶動了相關產業鏈的完善和深度發展。此外，三線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集中技術優勢建立高新技術開發區，在高新技術上不斷取得突破，形成新的發展優勢。如四川綿陽就是利用技術優勢建立起來的西部電子城，成為中國西部的“硅谷”。許多高新技術開發區也在貴陽、重慶、昆明、蘭州、烏魯木齊等西部的中心城市建立，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與國際接軌（《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第382頁）。三線企業的成功轉型改變了過去依賴一線援助的格局，使西部地區的現代化發展水平不斷提高。

　　三線企業的轉型，促進了三線地區新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三線企業的發展促進了許多新興城市的成長，也為具有工業基礎的原有城鎮帶來新的活力。如攀枝花、德陽、自貢、綿陽等城市，在鋼鐵、機械設備、精密儀器、電子等方面都在國內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三線建設的轉型發展也促進了銀川、太原、重慶、成都等交通樞紐中心城市的發展，這些城市的輻射作用促進了三線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繁榮發展。三線建設帶來的城市及城鎮的發展，為后來中國經濟的騰飛、東西部城市間的互補與融合發展，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在三線企業的轉型階段，三線地區的城市數量、規模有了很大增長，新型城鎮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原區域內工業化超前與城市化滯后的窘境，推進了中國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三線企業調整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三線企業的成功轉型不僅為企業自身的發展帶來了生機，而且這批三線企業也成為西部地區新的經濟生長點和輻射源，帶動了周邊產業鏈和企業群的形成與發展，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據統計，至21世紀初，約有半數以上的調遷項目規劃在地方各級經濟開發區或高新技術園區，在建成投產后，這些調遷項目促生了一大批新的工業小區和企業群體，并逐步形成一批有較強技術實力的企業集團，為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培植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對當地產業發展、地方經濟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三線建設是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對新中國的國防、工業、交通、科研和基礎設施建設布局作出的戰略大調整，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三線建設對廣大西部地區的發展意義重大，沒有西部地區的繁榮昌盛，就不可能實現我們整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們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終成功（《黨的文獻》編輯部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頁）。盡管其“隱蔽、靠山、分散”的建設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資源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代價，但三線建設建立了西部地區以國防科技工業為重點的戰略后方基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部地區落后的局面，促進了西部地區的跨越式發展，也助推了全國范圍的交通體系、現代工業體系與人才培養體系的發展完善。眾多三線企業和廣大三線建設者艱苦奮斗、忘我拼搏形成的“三線精神”，不僅是促進三線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和創新轉型的重要動力，也是推動我國現代化事業不斷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