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的新經濟形態。數據作為數字經濟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日益成為除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外最廣泛使用的新型生產要素，推動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我國對安全有效利用數據資源、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作出一系列頂層設計。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完善數據基礎制度，深化數據資源開發利用，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這些重要論述和部署要求，為加快釋放數據資源價值、充分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指明了方向。應從健全數據基礎制度、優化數據基礎設施布局、完善數據流通安全治理機制、加強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等方面精準發力，進一步開發利用數據資源，解決數字鴻溝、數據安全、數據跨境流動壁壘等問題，充分發揮數據生產要素作用，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健全數據基礎制度。數據基礎制度建設是推動數據要素資源合法合規利用和市場化流通交易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要維護國家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促進數據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建立健全數據產權制度，前提是依法規范數據確權，推動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分類分級確權授權使用。積極探索數據登記、技術賦能數據權益保障等破解數據確權難題，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設計的產權運行機制，形成有利于數據產權明晰、安全保護、合規流通、有效利用的制度環境。探索數據資產定價機制。建構多層次數據流通交易體系，降低流通交易成本，提高流通交易效率。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數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釋放數據要素的創新活力。

　　優化數據基礎設施布局。建設運營國家數據基礎設施是保障數據要素價值充分釋放的基座，也是保障各經營主體依法平等使用數據生產要素和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基礎。優化算力資源，提升數據處理傳輸效率、因地制宜發揮區域優勢，降低運營成本、全面提升國家數字經濟競爭力等，均需要科學合理優化數據基礎設施布局。應全國一盤棋加快一體化算力網等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協同提升數據基礎設施效能。打破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優化一體化算力網絡國家樞紐節點布局。加快實施“東數西算”工程，打造智能算力、通用算法和開發平臺一體化的新型智能基礎設施，提升數字基礎設施規模與能級。

　　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根基和動力源泉，對推動數字技術迭代創新、促進數實深度融合、孕育催生新產業新業態等具有重要意義。應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全方位全鏈條普及應用，提高數字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相互匹配融合能力，讓數字技術應用從輔助環節向核心環節拓展，實現數字技術與數據資源深度融合。以數字化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賦能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發展壯大數字經濟。加強數據要素應用場景開發和培育，扎實推廣互聯網遠程辦公、醫療等線上服務，大力培育發展共享經濟等數字經濟新業態。

　　培育壯大數據產業。數據產業作為新興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發展重點領域。數據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有機結合，發揮乘數效應，能夠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培育壯大數據產業可以考慮以下路徑：合法合規、科學有序開發利用數據資源，提升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能力和水平；改革公共數據資源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推進公共數據共享、開放和授權運營制度規范；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保障市場主體依法合規采集數據、交易數據、使用數據；大力發展數據服務業，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高質量數據標注、清洗、脫敏、脫密等服務；優化發展環境，鼓勵探索企業數據、個人數據開發利用路徑，豐富數據要素應用場景；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健全國家公共數據資源體系，構建統一的國家公共數據開放平臺和開發利用端口，推動數據分類分級管理，提升公共數據開放利用水平。

　　完善數據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數據要素的價值在于使用和流通。我國已有多個省市成立了專門的數據交易機構。促進數據要素合法依規自由流通、高效利用，離不開全國性數據交易機構和若干區域性數據交易機構。探索數據資產定價機制，并形成與數據要素價值相匹配的數據資源定價標準。構建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化交易規則與制度體系，建立規范的數據交易所，培育合規的數據交易主體。建立健全數據資產評估、登記結算、交易撮合、爭議仲裁等市場化運營體系，形成全國統一的數據要素交易市場。在確保數據安全、保障隱私前提下，以需求為導向，通過數據開放、特許開發、授權應用等方式，推動數據資源價值實現。

　　提升數據安全治理監管能力。數據安全是數據要素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基石，也是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安全貫穿數據治理全過程，守住安全底線，明確監管紅線，加強重點領域執法司法，把必須管住的堅決管到位”。以數據安全為底線，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協同的治理模式，強化分行業監管和跨行業協同監管，加強數據采集、儲存、流通、使用等環節全過程安全管理，壓實企業數據安全責任。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實現數據安全“可知、可視、可管、可控、可溯”。進一步完善數據安全標準體系建設，健全數據安全治理體系。嚴格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完善個人身份認證信息、網絡金融服務身份認證信息等數據的刑法保護，保護數據隱私和打擊數字犯罪。不斷提高數據安全監管隊伍綜合素質，提升數據安全技術保障能力和治理監管水平。

　　深化數字治理國際合作。數字化時代，積極參與數字治理國際合作，貢獻中國方案、發出中國聲音，有利于維護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安全和利益，提升數字經濟話語權和影響力，加快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數字治理秩序。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加速創新和應用，超越地緣空間形成的數字全球化，在給予人類數字福利的同時，也帶來數字主權、數字安全、數字壁壘等諸多挑戰，需要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同心共同應對。全球數字治理是全球治理在數字領域的延伸，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早在2020年9月就提出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我們要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相關制度、規則的制定和全球數字治理合作，打破貿易保護主義壁壘，共同維護全球數字安全。深化數字經濟國際合作，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推動數字貿易高質量發展，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促進全球數字經濟繁榮發展。

　　（作者：杜強，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