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發生地臨潼華清宮五間廳外墻清晰可見的彈孔、照金薛家寨革命遺址紅軍寨里風化的石桌椅、陜西寶雞長樂塬抗戰工業遺址紡織機上的銹跡……歷史遺跡無言，人們卻能從中體味到篳路藍縷的艱辛，以及全民族緊緊擰成一股繩的韌勁。日前，中央統戰部“百年路·同心筑”媒體采訪團走進陜西，在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尋找統一戰線的初心。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槍口一致對外！”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鏗鏘有力的口號，引得在場觀眾動容。這是在陜西西安臨潼華清宮景區上演的一場反映西安事變史實的演出。它通過觀眾深入場景的沉浸感，以及對歷史人物有血有肉的再現，將重大事件生動地呈現在舞臺之上。

　　這部實景演出已上演4年多，上座率始終保持在80%以上。大幕落下，上海游客馬小朋一邊鼓掌、一邊擦著眼角的淚花。他說：“中國現在早已經不是被動挨打的角色了。只要中華民族團結在一起，就是誰都不可戰勝的。”

　　時光回溯到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領順應全國人民抗日的要求，響應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發動西安事變，兵諫蔣介石停止內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居間協調下，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為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創造了條件。

一位游客在華清宮五間廳外參觀。新華社記者鄭昕攝

　　“在各個時期、各個階段，我黨如果抓住時機、創造條件地做好統戰工作，統一戰線是能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的。”西安事變紀念館業務研究室主任石八民表示，事變發生后國內國際輿論復雜，中國共產黨能夠抓住西安事變這一建成統一戰線的契機，并且通過統戰工作實現這個目標，就是因為“團結抗戰、外御其侮”已經成為全民族的吶喊。

　　“只要你的主張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一定會得到響應與支持。”陜西省統一戰線智庫專家、陜西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方大衛說。

　　審時度勢，廣交朋友

　　陜西省銅川市耀州區照金鎮游人如織，這里有座拔地而起的山峰，是陜甘邊區特委和紅二十六軍第二團駐扎過的薛家寨。在山巖縫隙里，仍留存著薛家寨保衛戰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山下不遠處就有由我黨發起的市集。這里堅持公買公賣，讓群眾優先交易，并對白區商賈開放。”銅川市耀州區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宋劍波談起亭子溝市集時說：“這種‘經濟統戰’不僅緩解了紅軍的后勤難題，也讓紅軍公道正派的形象通過商人傳到了白區。”

照金鎮薛家寨革命舊址內的紅軍寨。新華社記者張博文攝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紅軍戰士還曾在薛家寨發明出一種叫麻辮手榴彈的武器，如今還留存于照金鎮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紀念館里。

　　紀念館副館長宋建斌說，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能夠存續和發展，與根據地老一輩革命家的統戰思想密切相關。紅軍將領劉志丹通過“三色論”的統戰手段，極大保存壯大了我方力量。

　　“紅色就是到農民群眾中宣傳革命思想建立軍隊，灰色是爭取改造民間武裝、土匪武裝，白色即在國民黨軍隊里‘借水養魚’。在這一實踐中，越來越多武裝力量與紅軍站到了一條戰線上。”他說。

　　“開展武裝斗爭就要爭取多交朋友、少樹敵人。”宋建斌說，老一輩無產者秉持堅定的革命理想與靈活的工作手法，讓“三色論”成為與黨的統一戰線理論一脈相承的部分。

　　團結起來，共克時艱

　　在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的長樂塬抗戰工業遺址，其窯洞工廠最核心處有個“萬枚紗錠進窯洞”的造型：上百枚紗錠為一組，線頭聚攏伸向窯洞頂端。

　　“哪怕是涓涓細流，匯聚在一起時就是奔涌的洪流。”遺址管委會辦公室主任王敏說。

　　作為中國現今保留完整的近現代工業建筑群之一，長樂塬抗戰工業遺址見證了民族實業抗戰救國的歷史，凸顯了在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下，全民族奮勇抵抗的精神意志。

寶雞長樂塬抗戰工業遺址。新華社記者劉瀟攝

　　武漢會戰前夜，抗戰初期從沿海搶遷至內地的企業開始繼續向大后方內遷。撤退中，國際友人路易·艾黎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動員在湖北的64家企業遷出，其中15家落腳到了寶雞。

　　“為了躲避日軍轟炸的破壞，作為遷入企業代表的申新紗廠于1940年開掘窯洞工廠，把1.2萬錠細紗機安裝于洞內開始運轉，源源不斷向前線輸送軍需。”王敏說。

　　寶雞還見證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第一個派出機構——西北區辦事處成立。抗戰期間，這個由路易·艾黎等人創辦的機構，組織寶雞上百家企業生產112萬余條毛毯，支援了抗戰前線。從1939年起，西北區辦事處還累計把工合國際委員會的250萬元捐款送到延安的事務所。

　　“在窯洞工廠游覽路線的終點，我們還能看到‘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標識。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都不能丟。”中共金臺區委書記寧懷彬說，國家危難之際，全民族不分老幼貧富，結成統一戰線攜手御敵，彰顯的是一個共同體頑強不屈、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