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藏網訊 從四川成都驅車往西南方向行駛60多公里，一路上人煙漸趨稀少，林木蔥蘢僻幽處，我們尋到了陳慶英先生的家。

　　著名藏學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慶英，已至喜壽之年，曾師從古藏文專家王堯先生與東嘎活佛洛桑赤列，從事藏學研究40載，學術成果豐碩。如今，登門拜訪陳老先生，皆因《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大型叢書的出版面世。

圖為陳慶英先生。攝影：王淑

　　經過4年的辛勤努力，《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大型影印叢書，將在今年與廣大讀者見面，這批國家珍貴歷史檔案大部分為首次公開。這部大型叢書選錄檔案共計1394件，形成近50萬字的漢譯文。

　　圖為大型叢書《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全套叢書共10本）。攝影：李元梅

　　承載騏驥，“西藏蒙滿文檔案”出版面世

　　“以前公布的檔案文獻，都是手抄之后，打印出版成書。后來，又以黑白復印的方式出版，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出版的關于歷代達賴班禪坐床認定的檔案。現在，隨著技術條件的進步，《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更加真實客觀地再現了檔案的原來面貌，這樣就有更大的說服力。”

　　回溯檔案文獻出版方式的變遷，陳慶英先生點明了《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在印刷技術上的一大進步。

　　“從開始做西藏歷史研究起，我就深知西藏檔案文獻的重要性。”1983年，陳慶英便去過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他回憶道：“當時檔案館還在雪巴康里，館長是卓嘎。卓嘎館長告訴我們，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正在整理檔案目錄，邀請了不少藏學老專家來識別檔案內容，老專家一邊說，旁邊的年輕人一邊記。這樣的編目工作，可能要幾十年才能完成。”

圖為布達拉宮腳下的老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攝影：王淑

圖為老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內景。攝影：王淑

　　陳慶英先生指出，以往的歷史研究主要參考史籍，也就是前人寫的歷史，如《紅史》《青史》，藏學研究剛開始也是這樣進行的。這些西藏史籍的作者基本都是各個教派的高僧，往往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例如，薩迦派高僧寫的《薩迦世系史》《漢藏史集》等，主要是強調薩迦派的發展歷史，對于其他教派，或者不提，或者簡單提一下。噶舉派高僧寫的《智者喜宴》、大司徒 絳求堅贊寫的《朗氏家族史》，也有類似情況。

　　要綜合、準確、客觀地了解西藏的整個歷史階段，檔案是非常重要的。

　　據說，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有300多萬件檔案文獻，在全國檔案館中是位列前茅的。一直以來，國際國內各學科涉藏研究的學者，都希望盡可能多的看到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的檔案。如今，大型叢書《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的出版，可以說是西藏歷史研究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圖為18世紀《班禪喇嘛源流——薩迦班智達唐卡》。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檔案為證，再現西藏與中央關系

　　元代以前，西藏經歷了吐蕃王朝時期和分治時期，與內地主要是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系。到了元代，中國走向一個大統一的時代。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下，元朝的蒙古軍隊進入到了西藏，同時，通過薩迦班智達與闊端的會晤，以及各教派領袖與蒙古建立聯系，使得整個青藏高原地區都統一到元朝的統治之下。

　　元朝的統治主要有幾個表現：一是委派官員，建立各級政權。例如，在西藏設立千戶、萬戶，建立行政管理。任用宗教領袖和地方貴族擔任官員，管理當地的事務。如征集財稅、負責驛站交通等。二是駐扎軍隊，這在很多歷史文獻中都可以看到相關記載。

　　陳慶英先生說：“目前，我們知道的元代留下來的檔案文獻，加起來不是太多，據說有幾十件。已知的有些檔案文獻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是以八思巴字或藏文書寫。”

　　關于元代的西藏情況，現在主要是依據一些歷史文獻的記載，如《紅史》《薩迦世系史》等。相對而言，檔案更進一步說明了問題，佐證了史籍的記載。

　　例如，夏魯寺保存的帝師法旨（帝師頒發給夏魯萬戶的法旨，明確其管理事務的權力）。元朝于1368年滅亡，有一份檔案證明，直到1364年，元朝還頒發過一道圣旨，敕封今昌都市左貢縣到云南藏區范圍內的一位地方首領為招討使。這份檔案是用八思巴字書寫的，有力地證明了元朝在西藏委派地方首領擔任官職，管理地方。

圖為清代《胤禛行樂圖冊 喇嘛裝》頁。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圖為18世紀《乾隆皇帝佛裝像唐卡（局部）》。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陳慶英先生又以幾個歷史現象和事件，闡明了清朝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

　　以往，我們在達賴、班禪傳記當中看到過這樣的記載：皇帝即位要給全國發一個文告，昭告天下。皇帝、皇后或太后去世后，清廷要派欽差大臣到西藏，賜予白銀萬兩，請達賴喇嘛組織在拉薩念經超度的法會，還要到日喀則去，請班禪組織念經超度法會。清朝皇室有任何重大事件，都會在西藏舉行類似活動。

　　1904年，英國入侵西藏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從拉薩到了外蒙古，后來又于1908年入京朝覲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當時清朝的統治已經到了最后幾年。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離京返藏之前，還曾到慈禧太后靈柩前誦經。

　　陳慶英先生認為，以前，我們都是從史籍文獻中看到類似的記載，而檔案中的相關記載就更能確切地說明問題，因為檔案是事件發生的當時書寫的，是一種客觀記錄。

　　圖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中的八思巴字《也孫鐵木兒皇帝頒給朵甘類烏齊寺僧眾諭旨》。攝影：李元梅

　　圖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中，滿蒙藏文合璧的《康熙皇帝為任命五世班禪額爾德尼為達賴喇嘛經師并遣使賞物事致班禪額爾德尼敕書》。攝影：李元梅

　　六體合璧，從多文字“管窺”民族融合

　　“2015年，我曾經審閱過翻譯成漢文的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選錄檔案共計1394件，形成近50余萬字的漢譯文。看完之后，我感覺到，清代西藏檔案的一大特征是使用了蒙古文、滿文、藏文等不同的文字書寫。通常，人們會覺得西藏檔案是由藏文、漢文書寫的，滿文和蒙古文應該很少。然而，從檔案的實際情況來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蒙滿文檔案卷帙浩繁。由此可見，清朝尤其是乾隆時期重視促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特別是文字方面的。像北京有很多漢滿蒙藏文四體碑，還有清代官修的《五體清文鑒》，也是類似實踐。那么，西藏存在很多蒙滿文檔案，也就不足為怪了。”

　　陳慶英先生寫過一本《蒙藏關系史》，研究了藏族與蒙古族700多年的關系史。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檔案反映出，一直到清代，拉薩的三大寺和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都有相當一批蒙古族僧人。這些僧人既懂蒙古文又懂藏文，有些水平還很高。例如，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藏文辭典——《格西曲扎藏文辭典》，作者格西 曲吉扎巴是一位蒙古族人，到西藏學經以后，就一直留在了西藏。

　　剛開始設立駐藏大臣時，清朝主要是派滿族人擔任，如乾隆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 傅清。后來，越來越多的蒙古八旗官員被派到西藏擔任駐藏大臣。藏族官員用藏語表達的事務，駐藏大臣將其翻譯成蒙古文文書，送到北京，又由理藩院翻譯成滿文。因此，一件事情就會用好幾種文字記載。

　　駐藏大臣衙門里，有蒙古文翻譯、漢藏文翻譯，還有滿文翻譯。乾隆皇帝之后，蒙滿文使用得越來越少，后來反而被漢文所取代。這一過程說明了清代漢滿蒙藏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交融。

　　清朝很多大臣是懂藏文的，如和珅，小時候便會學習吐蕃特學，據說學堂設在雍和宮里。部分滿族旗人子弟不參加科舉，學習了這些特殊技藝后，就可以擔任官職。有外國學者注意到，清代有的噶倫還會講蒙古語，甚至會取蒙古文名字。

　　這些都說明，在清代，西藏的歷史不是一個單一的藏族歷史，而是幾個民族文化交流、互相往來的密切關系史。

圖為陳慶英先生。攝影：李元梅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陳慶英先生指出，西藏檔案對于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宗教觀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青藏高原的歷史悠久，世代居住在這里的藏族人民，適應當地自然環境發展出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如今，無論是在西藏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都離不開其優秀的傳統文化。西藏檔案是藏族優秀文化的一種表征，作為一種文字載體，記錄了歷史上西藏是怎樣走過來的，與中央及其他民族有過怎樣的關系，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從全國而言，由于戰亂等天災人禍，內地的檔案文獻損壞得非常多。如今，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所藏的檔案數量和質量在全國反倒名列前茅。而且，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檔案，一直都被國內外學者關注，能夠公布出版，意義重大。（中國西藏網 記者/王淑 李元梅 賈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