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在中國史籍里，有關伊朗的記載最早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安息即帕提亞帝國（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曾與羅馬帝國抗衡，盛極一時。《魏書·西域傳》記載：“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此處的“波斯”系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又譯薩桑王朝，得名于其創建者阿爾達希爾的祖父薩珊。薩珊是一名祆教祭司，其子帕佩克在3世紀初控制法爾斯省大部分地區后，基本擺脫安息帝國的統治。224年帕佩克之子阿爾達希爾起兵，建立薩珊王朝；226年占領泰西封，號稱“諸王之王”，開創帝國偉業。薩珊帝國的疆域囊括蔥嶺以西的廣大地區，并一度占領塔什干，扼守東西方交通的咽喉要道，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公元425年貴霜帝國覆滅后，薩珊波斯在絲路商貿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波斯人不僅是中國絲綢的主要消費者，而且幾乎壟斷了絲路的中轉貿易，拜占庭人、突厥人、粟特人等均無法與之匹敵。精明能干、獲利豐厚的波斯人是歐洲與遠東商貿中最為活躍的中間商，波斯語甚至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通用語言”。

　　絲路商貿活動極大地推動了薩珊帝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薩珊王朝在繼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汲取東西方文明成就，創造出輝煌燦爛的薩珊文化。據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記述，“薩珊朝末年，養蠶抽絲之法，已由中國傳至波斯”。波斯人的絲織品統稱為“波斯錦”，絢麗多彩，質量上乘，風靡一時。“薩珊式”的聯珠吉祥花紋，對中國、拜占庭和埃及等地工藝美術的發展影響深遠。

　　618年唐朝建立，開辟了中外交往的新紀元。根據唐初的法令，外國質子和滯留不歸的使臣皆隸屬于中央十六衛大將，宿衛京師。波斯人可以參加科舉、與唐人通婚，功勛卓越者賜姓李、封官開府、榮升將軍，死后葬于中土。如在太宗貞觀年初年，安朏汗率5000余人歸順唐朝后，安置于維州(今四川茂縣)，出任維州刺史，封為定襄郡公。唐高宗時期，安朏汗之子安附國繼任維州刺史，加封子爵，晉升右戍衛大將軍，病故后葬于長安。

　　唐強盛時，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內的胡商紛至沓來。他們將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宗教信仰、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帶入中原，呈現出一派繁華景象。然而，薩珊波斯帝國卻江河日下，風雨飄搖，危在旦夕。面對阿拉伯人勢不可擋的政治威脅與軍事進攻，薩珊國王耶茲底格德三世（舊譯伊嗣俟、伊嗣候，632—651年在位）曾三度（639年、647年和648年）“遣使朝貢”，向唐朝求援。終因路途遙遠，唐太宗愛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軍在奈哈萬德徹底摧毀薩珊軍，攻克泰西封。耶茲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亞，651年卒于木鹿（今土庫曼斯坦東南），薩珊王朝遂亡。

　　耶茲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又譯菲魯茲、皮魯茲）逃至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為了安撫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時也出于對西部疆域安全的考慮，661年唐朝在錫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蘭季）設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的記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轄境域，僅波斯東部邊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為波斯王。據《冊府元龜》記載，卑路斯兩度（667年和671年）“遣使來朝”，向唐高宗“獻方物”，并于673年親自訪華。由于不斷遭到阿拉伯人的進攻，674年卑路斯入唐避難，定居長安，高宗授其為右武衛將軍。

　　678年卑路斯客死長安，唐高宗立其子泥涅師（或稱泥涅師師，又譯納爾希耶）為波斯王，并派吏部侍郎裴行儉帶兵護送其回國光復。裴行儉率軍行至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市附近）后折返。迫于阿拉伯帝國強大的軍事壓力，泥涅師長期滯留在吐火羅，部下離散，復國無望。但他仍與唐朝保持聯系，曾于682年（高宗永淳元年）和706年（中宗神龍二年）“遣使貢獻”。707年泥涅師返回長安，被唐中宗封為左威衛將軍，不久病故。

　　泥涅師之子蒲桑被立為波斯王后，在河中地區與阿拉伯人奮力抗爭，直至730年。危難之中的波斯王渴望與大唐修好，頻繁地“遣使朝貢”。唐玄宗力推“文官用漢人，武將用胡人”的新政，波斯人則如魚得水。在《冊府元龜》中，波斯人“朝貢”十余次，達到頂峰。719年（玄宗開元七年）,波斯王先后三次“遣使朝貢”；722年（開元十年），“波斯國遣使獻獅子”；725年（開元十三年）和730年（開元十八年），穆沙諾兩度來朝，均被“授折沖，留宿衛”，在長安任職。蒲桑之后，其后人仍以波斯王的名義派遣使者到唐朝貢，向唐玄宗獻犀牛、大象、瑪瑙床、無孔真珠等“方物”。

　　唐玄宗之后，有關波斯王“遣使朝貢”的記錄已不多見，在《冊府元龜》中僅有一些零星記載：759年（肅宗乾元二年）、762年（代宗寶應元年）和771年（代宗大歷六年）“獻真珠、琥珀”等。780年唐德宗即位后，再無此類官方交流的記錄，但中國與波斯之間的民間交往依然密切。無論是在具有國際都市風貌的唐代兩京（西京長安和東都洛陽）、絲路沿線的節點城市涼州等，還是在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泉州、廣州等，都有設店經商、行醫、從軍和傳教的波斯人。從各類文獻資料中可以明顯看到，波斯移民幾乎遍及大唐各地。《太平廣記》中稱波斯人為“波斯胡”，對定居長安，經營珠寶、香藥等行業的波斯商人多有記述。《資治通鑒》云，787年（德宗貞元三年），“四千”波斯人滯留長安，有的長達“四十余年”，他們“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寫道，“大凡波斯人足跡所至之處，皆有祆祠”。兩京也不例外，長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寧坊和靖恭坊，洛陽的會節坊、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均建有祆祠（波斯寺）。根據真人元開的《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748年（天寶七年），高僧鑒真第五次東渡日本漂流至海南島振州（今三亞市崖州區），聽聞當地“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都是波斯人。波斯人入唐，強化了胡漢融合、胡漢并存的多民族意識。

　　總之，薩珊波斯亡國后的百余年間，唐朝對流亡、寓居、滯留于大唐境內的波斯王室后裔禮遇有加、誠信親善。誠然，眾多朝貢者中不排除假借波斯使節之名的商人或其他地方首領，其目的是利用中國與波斯之間的親善關系求得人身安全保障、獲得更多的商貿利益，而普通的波斯人更是夢寐以求。絲綢之路見證了中國與波斯之間源遠流長、互利互惠的歷史交往和友好關系。唐朝-波斯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和藝術等諸多方面交流互鑒，是既具深度又有廣度的全方位的交往，涉及民族史、邊疆史、文化史、語言史、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值得我們深入探索。正如中東史專家彭樹智先生在其著作《文明交往論》中所言，“伊朗文明同中華文明之間的悠久、廣泛而互動的交往，是一部經久不衰、開發不盡的歷史研究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