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林東（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

　　朱露川著《中國古代史書敘事的風格——從“班荀二體”到“范袁二家”》是一本部帙不大的著作，但從其所論述的內容來看，這是當代史學界非常需要的一本學術論著。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近幾年來，學術界、理論界都在討論“三大體系”建設，發表了許多很有啟發意義的文章，大家都得到了提高。但從史學領域來看，從“三大體系”建設的思路出發，結合某一學術領域撰寫出一部學術專著，而把“三大體系”建設落到實處的學術成果，并不多見。本書在這方面作出了艱苦的努力，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根據中國歷史學科發展的需要，就史學理論與史學史領域關于史書敘事問題，深入闡述了中國古代史書敘事的風格，并自覺地在論述中進行實踐探索。

　　我們知道，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從學科體系的全局來看，它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形成的合理的學科門類，是全局性的、整體性的，具有現實性和前瞻性，需要在穩定和變動的有機統一中辯證發展。學術體系是“三大體系”的中間環節，學科的性質和任務規定并引導著學術體系建設，其中以各學術領域的理論體系最為重要。話語體系則是學術前沿之活力的呈現，這是因為，學術理論指導下的某一具體研究成果，需要通過與這一理論體系相聯系的話語體系傳播于社會，從而實現學科的任務和目標，實現某一學術領域的話語權及社會價值。

　　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之最重要的啟示是：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實際相結合，是歷史學理論體系建設的正確路徑。細察本書的撰述要旨，正是在這個指導思想和邏輯關系中實現的。所不同的是，作者為了提醒讀者更多地關注話語體系問題，故特意首先論及話語體系問題，以有關話語體系的“概念群”開篇并使之貫穿于全書之中，這就抓住了關鍵，因為概念是反映事物之一般的、本質的特征，由概念入手討論問題，勢必圍繞此問題的一般特征而不會游離他向。由此推及研究中國史學史上的其他問題如史學功用問題、史學批評問題、史家修養問題等，也都可以采用這一思路和方法進行研究。

　　第二，本書以史書敘事為題，顯然與這些年來，“敘事”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相關，也可以說是受到這一“熱門”話題的啟發和激勵。一則是關于“敘事”的討論，許多都是響應國外學者提出的論點與闡述；二則是參與這一討論的學者，大多是從文學角度出發，而史學工作者參與討論者較少，這與中國史學在“敘事”方面的豐富遺產形成鮮明的反差。從上述情況得到的結論是：史學工作者有責任闡述中國史學“敘事”的成就與傳統，特點與風格，以推進關于“敘事”的討論和研究。

　　此外，我以為作者在研究對象上的選擇是恰當和果斷的。中國史學遺產異常豐富，研究中國史書敘事問題，該從何談起？首先是不可空論，因為空論不能說明事物本身；其次也不可泛論，因為泛泛而論難以深入，不易把問題說清楚。再者是不可就事論事，因為就事論事難以上升到理論認識。選定“兩漢書”和“兩漢紀”作為研究對象，用以闡述中國史書的敘事風格，是因為這四部史書在史學史上本有聯系，作者借用“述者相效”四個字揭示出這種聯系。而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對這四部書曾作出評論，即所謂“班荀二體”“范袁二家”，表明了這四部書的史學地位是有代表性的。更重要的是，這四部書記述的內容是兩個盛大的王朝即西漢和東漢的歷史，內容豐富，起伏跌宕，在歷史演進和歷史撰述上，都有突出的代表性。總起來看，作者在這方面的思考和選擇，為其展開論述、深入發掘以至于理論概括，提供了極好的研究對象。

　　本書的旨趣，是揭示中國史書敘事的風格，即第三、四、五、六等章所論，概括說來，就是書事、寫人、審美和用意的要旨及相互間的辯證關系。

　　關于書事。這是討論史書敘事的第一位重要問題。作者強調中國史書敘事之“事”的歷史品格，即“其文直”“其事核”。史書中的“事”，是歷史撰述得以成立的基礎。但是并非所有具備“其文直”“其事核”的“事”都可以成為史書敘事的對象，這取決于史家在“采撰”和“載文”上的抉擇，而關注于“國之大事”，以及“包舉一代”“存其大體”的敘事要求，顯示了王朝史敘事的重點所在。總之，一是真實之事，二是國之大事。這樣的“事”，后人讀來，其中得失之故，自會受到震撼和啟示，產生“彰往察來”的教育作用。

　　關于寫人。中國史學有人本主義傳統。歷史是由人創造的，人本主義傳統突出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這就是為什么史書敘事一定要寫人。誠如作者所論：歷史研究，應當把“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寫出來。在這個方面，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歷史，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與歷史理論領域有關人在歷史進程中之作用的認識密切相關。

　　歷史記載中的人，是曾經在歷史過程中活生生的人，故史學家不能如小說敘事般任意虛構人的角色或人的行為。盡管如此，在具體的敘事結構中，史學家仍可有所發揮，根據撰述主旨，重點納入某些材料，突出敘述某些事跡，以表明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由此可見，作者所論述的類編纂法，本質上是在說明歷史學家對社會中的人進行觀察進而把人寫入史書的過程。在這里，方法只是認識和思考的外在表現罷了，而方法運用所造成的史學形式上的特點，背后是中國社會的特征。可以這樣說，中國史書敘事，任何時候都不會缺少人的位置，古老的“天人關系”的討論就表明了這一點，只是人的位置越來越受到敘事者的重視罷了。

　　關于審美。中國史學家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史書敘事之美的見解。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提出“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對于治中國史學的人來說，這些論斷已為大家所熟悉。本書從這些基本的論點出發，而又重點揭示出劉知幾論史書敘事審美的不同層次，這是已往不曾見到的論析。本書以專章討論中國史書敘事的審美觀念及其形成路徑，闡發了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而且極具現實意義，當代史學工作者可以在這方面提高修養，改進文風。

　　關于用意，這里是說敘事者的主體意識。在史書敘事活動中，不論是“書事”“寫人”還是“審美”，都與史學家主體意識密切相關，都是史學家之“用意”訴求的反映。這種“意”的訴求，不論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都是史學家的觀念和立場的反映。從今人的研究來看，人們不能否認史學家的觀念、立場對其敘事的影響。甚至可以這樣說，史學家的觀念、立場，是史書敘事的靈魂所在。司馬遷重視“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史記·五帝本紀》后論）。范曄稱：“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獄中與諸甥侄書》）章學誠自稱：“劉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學誠遺書·家書二》）這些貫穿于史書敘事中的史家“用意”，最集中地反映出中國史書敘事的風格。

　　本書作者對以上幾個方面作了這樣的概括：重“事”、主“人”、審“美”與用“意”的結合及其辯證關系，是中國史書敘事風格的展現。

　　說到“風格”，我們還可以做這樣的表述：以中國史學固有的概念與話語體系，討論中國史學發展中的史書敘事的實際，力圖從具體的研究中，概括出有關的理論認識并揭示出其中的內在規律。這或許就是讀者從本書中品味到的風格。

　　　　（本文系作者為《中國古代史書敘事的風格——從“班荀二體”到“范袁二家”》所作序，刊發時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