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利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成員）

　　東漢邊塞紀功刻石《通湖山摩崖石刻》位于內蒙古阿拉善左旗騰格里額里斯蘇木通湖山頂，地屬漢代西北邊境的涼州武威郡轄地。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被發現，也有一些學者做過介紹，但因嚴重損毀導致文字漫漶，迄今未引起學界充分的重視，其內容與價值有待進一步挖掘。

　　　《通湖山摩崖石刻》的敘事體例

　　在為數不多的東漢邊塞紀功刻石中，《通湖山摩崖石刻》篇幅較長，堪比《封燕然山銘》，殘存字數超過百余字。從文體看，前半部分是散文體的紀事序辭，后半部分為五句六字對仗的韻文體頌辭。從形式到文體近于《封燕然山銘》，同屬于摩崖石刻，利用天然巖石壁面稍經鑿磨而成。其刊刻年代介于《任尚碑》與《裴岑碑》之間，蘊含的歷史信息則遠較二者更為豐富。此刻石銘文涉及歷史事件和人物眾多，涉及內容的時間跨度從西漢武帝到東漢安帝二百余年，敘事形式獨具一格，不同于后二者集中記述一事一功。

　　《通湖山摩崖石刻》雖然損毀嚴重，但借助殘存的有限關鍵文字、附近伴出的烽燧遺址和立石地址信息，聯系歷史文獻記載，可對其敘事體例和刊刻意圖做出合理推測。從可辨識的內容看，石刻從河西四郡的建立說起，追溯西漢武帝以來到東漢安帝永初年間歷年來針對匈奴的戰爭與防御，涉及人物和時間包括西漢武帝、王莽、東漢光武帝和安帝，既有關于兩漢不同時期對匈奴戰爭勝利的記錄，也有關于涼州歷史沿革、行政設置、修繕烽燧障塞等內容的描述。其中既包括匈奴帝國時期也包括匈奴分裂以后的北匈奴、南匈奴，涉及的地域既包括涼州河西四郡，也談及西河地區朔方郡。文中多次出現河西四郡武威、張掖等名稱與匈奴、北虜、虜等相關文字，附近100米處還發現漢代烽燧遺址。學界以往一般認為此碑當為紀念漢軍對北匈奴的軍事勝利，或為紀念軍事設施的修筑。筆者曾撰文探討《通湖山摩崖石刻》刊刻的時代背景，指出刻石所見最后的年號——東漢安帝永初之元年（107年）到四年（110年）間，正是東漢第三次絕西域，撤西域都護及駐軍，西域與內地處于隔絕狀態的時期。

　　此紀功碑并非為一時一事而刊刻，表彰的也非一人之功。這是認識此碑的一個前提。碑文序辭所記最后一事即永初四年戰事的內容所占比重并不比前事更多，即使假定殘損部分均為關于此戰的內容，記述仍然十分簡略，與此前的追溯性描寫相比，基本上是均衡的。永初四年的記事之后，石刻的序辭部分也就此結束，接下來的內容屬于官職和工匠人名等，相當于落款部分，最后是韻文體的歌功頌德、祈福祝愿的銘辭部分。

　　在安帝永初元年到永初四年間，東漢朝廷持續數年激烈爭議涼州的廢留問題之時，刊刻這樣一通集中書寫涼州駐軍歷年功勛事跡的石刻，顯示出涼州危機與紀功刻石這兩起事件的深刻聯系。直接原因或許是永初四年的軍事勝利，但這只是一個引子和表象，它為涼州駐軍提供了一個自我書寫的契機。慶祝涼州不被棄置，彰顯涼州駐軍的歷史貢獻，為涼州的存續權發聲，可能才是刻石紀功的真相。西漢沒有解決匈奴問題，到東漢安帝時在對匈奴關系中最終取得絕對優勢。其后漢匈關系的展開，一方面是受到占據西域的北匈奴的威脅，造成西域的“三絕三通”，另一方面是與內附的南匈奴之間日益微妙的斗爭與融合。東漢一朝是中原王朝與邊疆各部族關系傳統模式建立和早期發展的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關鍵時期，《通湖山摩崖石刻》正是這種復雜歷史背景下漢匈關系的直接記錄。

　　　涼州危機的化解與《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刊刻背景

　　《后漢書·班梁列傳》載，“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班）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后西域絕無漢吏十余年”。顯然，這段時間內東漢軍隊在對北匈奴關系上毫無建樹，沒有立碑紀功的事實前提，所以《通湖山摩崖石刻》無論為紀念軍事勝利還是修筑邊防設施，都應與北匈奴無關。與此同時，處于漢與西域之間的涼州的軍事地位下降，加之羌亂此起彼伏，永初元年和四年，朝廷兩次討論放棄涼州，將涼州民眾遷入三輔。碑文記錄的最后年份即永初四年，發生了一件與涼州軍隊有關并同時與匈奴有關的重要戰事，河西郡兵出征平定了南匈奴單于檀的叛亂，為此獲得朝廷的嘉獎。漢廷特別對涼州所屬河西四郡大赦，此前甚囂塵上的“棄涼”計劃由此擱置。這通紀功碑刊刻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東漢安帝永初四年涼州駐軍對南匈奴叛亂的平定。

　　永初三年（109年）至四年爆發南匈奴大規模叛亂，恰恰是來自涼州的大將梁慬率領西北駐軍平定了南匈奴之亂，南單于脫帽跣足而降。這場勝利發生在棄涼建議被二度提出僅一個月后，隨之涼州危機解除。二者之間顯然具有某種因果關系。但從石刻內容本身來看，其極力張揚的事功絕非為此一役，而是不惜筆墨歷數涼州自漢武帝建置以來在抗擊和防御匈奴過程中的歷次功績。這個現象需要從東漢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來考察。

　　東漢時期的邊塞紀功刻石目前發現的有紀念竇憲北征匈奴的《封燕然山銘》、紀念任尚剿滅叛亂的《任尚碑》和紀念敦煌太守裴岑消滅呼衍王的《裴岑碑》等，基本都置于戰場或附近，前兩者早于《通湖山摩崖石刻》，后者則較之更晚。而《通湖山摩崖石刻》與其他邊塞紀功刻石有所不同。一是它沒有立于戰場附近，而是刊刻于立功軍隊所駐扎的涼州武威轄地。在距離摩崖石刻西100米處發現有石砌烽燧遺址，推測刻石很可能就在其軍營或者戍守之地。二是一般邊塞紀功刻石的內容往往圍繞一件重大事功而詳加陳述，突出表彰邊塞將領克敵制勝的功勛。而《通湖山摩崖石刻》追溯西漢武帝以來歷經王莽、東漢光武帝直到安帝時期河西四郡與匈奴之間的歷次戰爭與防御，對永初四年最后一戰并未特別突出書寫其功勛，甚至有關這場勝利的軍事統帥的名稱似亦未提及（當然也可能恰好殘損）。大張旗鼓刻石紀功又如此淡化個人功績，這種做法當有其特殊的現實原因。要準確解讀《通湖山摩崖石刻》的性質，不僅僅要看到其時發生的具體歷史事件，還應考慮當時的社會背景特別是涼州地區的背景，不僅要看碑文直接呈現的歷史事實，還應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層歷史細節。

　　誠如翦伯贊在其《秦漢史》一書中所說，東漢兩百年間，和、安之際是一分界線。安帝初期，地震頻發，饑民起義不斷，羌族叛亂，烏桓寇邊，天災人禍使得東漢王朝疲于應付，已無力顧及遙遠的西域和北匈奴殘余。西遷后的北匈奴已經不是東漢最大的威脅，朝廷上下對經營西域都表現出缺乏熱心和信心。加以接替班超擔任西域都護的任尚施政不當，放棄西域成為朝野普遍的想法。永初元年漢軍徹底退出西域，是東漢第三次與西域斷絕往來。在這個過程中，東漢方面受到直接影響的就是連接西域的涼州及其所統河西四郡，一旦棄絕西域，涼州的重要地位也就失去了依憑。

　　其間，涼州羌亂大面積爆發，烽煙四起。從西域撤回的原西域都護任尚新任征西校尉，原西域副校尉梁慬及其所部軍隊臨時駐扎于敦煌，作為平叛的后援。在多次與羌人的作戰中，主將鄧騭和任尚先后敗績，只有作為后援的梁慬取得巨大勝利，保住了河西四郡的安定，獲得朝廷嘉獎，成為西北駐軍的統帥。其軍隊主要駐扎于武威，主要活動區域在武威和張掖一帶。《通湖山摩崖石刻》所在地屬武威郡，石刻開頭的文字“漢武（威郡）本（記）……”即點出其地屬武威，文中又反復出現張掖之名，最后頌銘似乎也是為武威、張掖祈福。根據這些信息推測，當時駐扎于這一帶的梁慬所部很可能與之有關。

　　對于涼州來說，永初元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涼州反復被置于存廢攸關、幾被放棄的境地。如果不是永初四年涼州駐軍以一場對南匈奴輝煌的勝利證明了其存在的價值，那么，面臨被朝廷拋棄的涼州軍民幾乎徹底失去了繼續堅守的話語權。可以說，永初四年擊敗南匈奴之戰是化解涼州危機的關鍵一役，梁慬因功升任度遼將軍。

　　按照此前所見一般邊塞紀功碑的敘事模式，梁慬取得永初四年大捷，應該是勒石記功歌頌贊美的對象。然而，刻石中連他的名字都未提及，有關永初四年軍事勝利的敘述也并未占據大的篇幅。顯然，不是梁慬的功勞不夠大，而是其表彰的重點不是這場戰事本身和梁慬個人的功績。究其原因，當與梁慬個人在戰后不久的遭遇有關。在平定南匈奴叛亂后，南單于率眾向梁慬投降，次年，梁慬即因擅自授予南匈奴人官職印綬而獲罪下獄。《后漢書·南匈奴列傳》載，“（永初）五年，梁慬免，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梁慬因戰勝南匈奴而立功，又因重用南匈奴人而獲罪。朝廷幾乎抹殺了他的平叛之功。如果這一推測成立，則更加印證《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刊刻年代應在永初五年（111年）。此時，涼州危機徹底解除，漢安帝特赦河西四郡，下罪己詔，改革整頓涼州各級機構。在這種情況下，西北駐軍為慶祝這一勝利，回顧和紀念歷年抗擊匈奴、保衛邊疆付出的艱苦卓絕的犧牲和貢獻，刻石紀功，只提集體功勛，而不突出個人。

　　永初四年，是東漢中后期與邊疆民族關系長期被動局面中一個令人矚目的轉折點，平定南匈奴叛亂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正如虞詡所言，涼州保住了，三輔才不至于成為敵人進犯的前線。是故《后漢書》詳細記載了這場勝利前后，朝臣中有關棄涼和保涼的不同觀點及其論爭，漢安帝對梁慬的褒獎和提拔重用，大赦天下和特赦河西四郡，以及次日下達的罪己和招攬人才的詔書全文，這些記錄根本上都是涼州危機這一事件嚴重性的體現，漢安帝的一系列行動是對涼州危機過后的總結反思，是安撫涼州百姓、維護社會穩定、激勵士氣、凝聚人心的重要舉措，包括刻石立碑本身，都可能是這一行動的組成部分，也是對涼州駐軍關鍵時期的非凡戰功和涼州因此免于被棄置的紀念和慶祝。

　　　漢代紀功刻石的敘事轉向

　　《通湖山摩崖石刻》是已知漢代紀功刻石的新類型，顯示邊塞紀功碑應包括對駐扎邊塞的普通軍人集體功勞的書寫，并且未必是圍繞一件事功、單個人物的集中描述，也可能是一個長時段數百年一代一代軍人戰績貢獻的追述性、總結性的書寫。相較于其他邊塞紀功刻石，其敘事性的散文體序辭部分篇幅明顯較長，敘事方式愈加向歷史記事方向轉變。

　　傳統碑刻研究多著力于銘文的釋讀、史實的考據、書法藝術、拓本流傳、文學價值以及收藏與辨偽等方面，往往都圍繞文字展開研究，這些都離不開文字的著錄與考釋。如果碑刻的文字漫漶不清，深入的研究基本無法展開。其實，借助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可以像考古學研究其他沒有文字的普通出土文物一樣，利用碑刻本身、伴出遺存以及其出土地點或保存環境，利用有限的關鍵文字，去關聯經典文獻記述中的歷史背景，嘗試在文獻中做田野，探討碑刻書寫背后的歷史真相。筆者曾運用這一方法對僅殘存十余字的《任尚碑》進行了初步探討，指出秦漢時期出現由帝王主導的祭祀性的封禪刻石，經過兩漢時期由高級將領如霍去病、竇憲主持的代行祭祀并封禪刻石的過渡階段，到東漢時期徹底擺脫封禪祭祀活動而向單純的敘事性紀功刻石演變，并在中下級將領中流行開來。秦始皇《泰山刻石》、竇憲《封燕然山銘》以及《任尚碑》《裴岑碑》，可以作為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紀功刻石的代表作品。

　　《通湖山摩崖石刻》除了刻石無額，傳世的東漢碑刻中其余元素大多具備，這也是東漢刻石從雛形逐漸走向成熟的過渡形態。紀功刻石的內容不僅限于現場性、時效性較強的事件，還可容納部分的追敘性的歷史事件。《通湖山摩崖石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對邊塞紀功刻石進行再認識的窗口。而面對此類文字殘損的碑刻，嘗試從多個角度復原其歷史書寫的真實情境，無疑對拓展紀功刻石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