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一遷

　　經歷上半年藝術展覽的暫時停滯，最近，全國多地集中涌現出壓抑許久的辦展、看展需求，甚至高溫也無法阻擋。從數量上說，展覽之活力喜人——打開各大網頁上的展覽資訊，長長的列表看不到盡頭。這些展覽囊括藝術的方方面面，既有近現代大師，又有當代藝術；既有陶瓷雕刻浮世繪，又有建筑攝影新媒體；從古至今，從全球到本土。當然，其中不乏主題精心策劃，作品精挑細選，展示方式精彩獨到，專業性與公眾性有機結合的展覽。

　　但需要引起關注的是，我們的藝術生活中還充斥著大量“無效”藝術展，不單眼下，這其實也是一段時間以來的突出現象。如是現象促使筆者思考，紅紅火火的藝展生態背后，品質的高低是否與數量的增長成正比？大眾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樣的藝術文化餐點？

　　大部分“無效”展覽，誕生于“做點動作”的想法里。場館要“做點動作”，藝術家要“做點動作”，策展人要“做點動作”。或拉起一個主題：比如大家起畫山畫水；或拉上一幫熟識的藝術家，想個大“帽子”把作品“扣”在一起，這就搗騰出了一個“大雜燴”展。這樣的展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很常見——那是藝術展覽的草創時期，缺乏策展機制，文化宮、美術館、創作機構辦展往往就是由幾個畫家或機構相關部門負責人組織組織，把畫掛上，展示一番，多少有點“簡單粗暴”。如果說老一輩藝術家今天跳不出“雜燴”，或許是年輕時辦展思維的慣性，那么為何年輕畫家依舊熱衷于此，甚至比前輩們更甚？原因其實很簡單，年輕藝術家的職業路徑通常是這樣的：在校期間邊磨練作品邊尋找參展機會，校內的、校外的、野生的、機構的，一次次展示，不斷地展示，保不準讓畫廊相中這個新鮮青澀的熟面孔——第一場展覽就這樣誕生了，通常是抱團的群展，三到五位藝術家平分秋色，共享空間。當然，不要以為“雜燴”是群展的專利，有些個展同樣如此——根據空間大小，作品拿來就掛。

　　當然，大多數“無效”展覽還會“加點噱頭”，用來抬高身價，吸引注意。比如在一批平平無奇的作品里，加上幾張大師或名家的大作。這甚至發生在個別引進的所謂“大師展”中。還比如請了某位名策展人幫著站臺，似乎掛了此人的名，展覽便貼了金。再比如，一些展覽已然掌握了“流量密碼”，無論是否有必要，都得在展覽中強行加上各種聲光電、高科技，甚至整個展覽完全以不知所云的“新媒體”“多媒體”堆砌。仿佛不和這些沾點邊，就不時尚不潮流，配不上展覽這個名詞了。抑或是把展覽包裝成某某打卡圣地，不管作品如何，只要能滿足觀眾發社交媒體的社會和心理愉悅，“網絡文青”們一樣會為此買單。

　　這樣的展覽經常充斥著幾張老面孔，今天在這個展上看到，明天又出現在那個展上，好似在橫店軋戲的演員，頂著上一部戲的行頭，直接可以進到下一個劇組。這樣的展覽往往也是“開幕即閉幕”的鮮活例子。至于去過展覽的觀眾們，大多難以記清曾經看到過哪些作品，又是在哪里看到的了。如果看不到這類展覽之于公眾的價值，那么其存在的意義又在哪里？筆者認為這非但沒有意義，還勢必造成各個方面、各種資源的浪費。

　　一些不那么頂尖的畫廊和在前幾年藝術場館大發展中出現的大量民營美術機構及一小部分小型公立文化機構,是這類展覽的重災區。或許有人說，畫廊保持商業性即可，辦這種展覽無可厚非。但筆者認為，藝術作品的商業價值和展覽及作品的學術價值理應形成一個閉環。國際許多知名博物館美術館都會與畫廊合作，推舉他們認可的藝術家進入博物館體系。因此，畫廊不僅是藝術市場中的“一級市場”，還應通過公共與私人收藏體系的有效互動，建構起“公”“私”兼顧的共享機制。事實上，這一點自當代藝術被博物館美術館接納的那天起，就更應被強調。當代的專業畫廊大多依托于當代藝術無限拓展的前衛性，而從容扮演著新時尚、新流行的“發起人”角色，同時它也應試圖通過多樣化的經營性行為，擔負起將“圈子內”的價值認定逐步推廣至社會性價值認同的責任，因此一個當代意義上的成功畫廊，應是多種社會角色的“復合體”。

　　展覽，是策展人或團隊借藝術作品進行表達，說它是“拼盤”也不為過。但它是站在藝術創作高度的“拼”，是有態度的“拼”。它需要比藝術家更廣泛的視野和更深度的思考。外在的形式是展覽文本性在視覺上的表達，是展覽精神內核的外化表現。只有形式，沒有內涵，展覽便本末倒置。

　　展館的擴張和展覽數量的增加，不能成為“無效”展滋生的理由。牌子做“塌”，也就沒有然后了。藝術機構如果能夠沉下心來，尋找特色，充分醞釀，把展覽策劃得深入些，將學術價值和公共普及意義共存、叫好又叫座的展覽帶給觀眾，即便一年只辦三兩個展，也足夠在圈內立足。藝術家要少一些應付之作，藝術場館也要少一些應付之展。

　　（作者為藝術學博士、上海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