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觀察】

　　4月8日，散發著濃濃中國風的“國風雅韻”交響音樂會，為國家大劇院首屆“國樂之春”藝術節拉開序幕。這個春天，這樣的交響樂演出真不少。鄭州、拉薩、上海、成都、杭州等很多城市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線上或線下)的交響樂演出。

　　提起交響樂，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上”，認為自己很難走近它。交響樂的確是一門高雅藝術，但隨著我國藝術事業的發展和全民藝術普及的開展，這門高雅藝術也逐漸走出殿堂，來到尋常百姓身邊。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至少有七八十支交響樂團。交響樂團不僅成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標配，也開始出現在一些縣城，甚至重慶市南岸區迎龍鎮北斗村這樣的村子都組建了農民管樂隊。

　　近些年，不少樂團已形成比較完備的音樂季制度，交響樂的觀眾群體在穩步擴大。同時，交響樂的觀眾也日趨年輕化。比如，在國家大劇院43萬名會員中，交響樂愛好者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國家大劇院觀賞交響樂的觀眾中，45歲以下的觀眾占比達69%，其中26至35歲這一年齡段觀眾購票最多。隨著交響樂在國內的快速發展，“交響樂民族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照搬外國交響樂技法行不通

　　人類的交響樂發展史至今將近300年，而交響樂進入中國才100年左右。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樂團偏少、欣賞難度高、作品多是外國題材等原因，交響樂在我國始終屬于相對小眾的音樂類別，無法獲得廣泛普及和突破性發展。

　　交響樂要在國內獲得長足發展，必須在本土化、民族化上下功夫，正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所指出的，“照搬外國的交響樂技法是行不通的，我們的音樂語言應該民族化”。

　　其實，自從傳入中國那天起，交響樂就開始了本土化、民族化探索。蕭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黃自的《懷舊》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不過，從20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前，我國作曲家自主創作的交響樂作品，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藝術層面都不太成熟，整體帶有鮮明的歐式色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我國民族交響樂快速發展的一個時期，涌現出李煥之、王云階等一批優秀的作曲家以及《梁祝》《春節組曲》等優秀作品。其中，《梁祝》可謂是民族交響樂的里程碑式作品，它將中國戲曲藝術完美和諧地融入西洋音樂形式，二者相輔相成，獲得了驚艷的藝術效果。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我國交響樂大步踏上民族性與國際性相融合的新旅程。通過將現代作曲技法與中國民族精神、音樂文化、審美風格相結合，民族音樂人創作出《納西一奇》《太行山印象》等優秀作品，為交響樂民族化開拓出新的空間。

　　近年來，以中央民族樂團為代表的音樂團體，大膽創新，不斷突破，不僅打破了民樂總以獨奏這種單一形式點綴交響音樂會的傳統，還持續為交響樂注入中國元素，創作出《印象國樂》《又見國樂》《紅妝國樂》等經典作品，讓民樂與交響共奏出和美之音。

　　結合今古 融匯中西

　　坦率而言，過去百年，中國交響樂人雖然在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上一直在探索，但更多時候還是在做“描紅”工作。學習借鑒外國的演奏技法、創作經驗是必要的，問題是學完之后如何化為己用，如何實現本土化、民族化。

　　從交響樂在中國的百年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優秀的民族交響樂作品，大都勇敢吸收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藝術精華，能將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機融入交響樂的演奏技法中。因此，推動交響樂的本土化、民族化，總的原則應該是，創作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要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善于借力民族音樂語言，同時還要觀照中國觀眾的審美口味。在技術層面，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

　　第一，在選題上可以從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取材。無論是《梁祝》，還是《新霓裳羽衣舞》，抑或是《霸王卸甲》，都取材于中國傳統故事，僅從名字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在文化和情感上能大大拉近交響樂與本土觀眾的距離。

　　第二，在結構上可以學習借鑒我國傳統古譜。古譜的價值之于音樂，猶如古籍的價值之于歷史。它把轉瞬即逝的古調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刻寫下來，使后人可以部分地恢復原曲。民族交響樂創作，有時候完全可以“舊調重彈”。不過，古譜上的音樂與現代交響樂畢竟不同，因此創作民族交響樂時，如果借鑒使用古譜，要取其精華，舍其不足。

　　第三，作曲時可以適當融入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音調、音色、旋律。比如，朱踐耳創作《第二交響曲》《第十交響曲》等作品時，在交響樂隊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古箏、古琴、銅鑼、嗩吶等中國傳統樂器，還巧妙使用了京劇、昆曲這些極富中國文化意蘊的音樂資源。朱踐耳等人的創作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深入吸收中國傳統和民間音樂的養料，才能實現中西方音樂文化的深度融合。

　　上述這些雖然是技術層面的操作，但要做到絕非易事。作曲家只有熟練掌握西方交響樂的技法，又深刻領悟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藝術內涵，才能真正做到結合今古、融匯中西，才能真正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除了好聽還要提升文化內涵與精神氣質

　　“天籟之音”不僅要好聽，還要有文化內涵。推動交響樂的民族化，不僅要在作品的內容、形式、旋律上下功夫，還要努力提升作品的文化內涵與精神氣質。

　　近年來，很多本土音樂人創作了不少講述中國故事的交響樂作品，認為自己的作品已經完成了民族化、本土化。其實，這些人對交響樂民族化的認識并不全面。正如著名作曲家關峽在接受媒體采訪中所言：“我們經常聽到的有些作品只是采用了民間音樂主題，隨意簡單地加以重復或變奏。它們只是單純地運用民間音樂素材，用民族樂器演奏，與民族化相去甚遠。”

　　交響樂民族化包含很多內容，除了曲子的旋律要有民族特色，更重要的是通過作曲家創作上的深化，讓作品從內到外散發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為此，除了掌握先進的創作技法和豐富的民族民間音樂元素，創作者還要在多彩而復雜的生活中磨煉一番，因為作品的精神氣質如劍鍔刀鋒，不是簡單增加一些材料就能獲得，而須經過火與水的反復淬煉。

　　最近這些年，很多樂團加大了下生活的力度。比如，中國交響樂團在云南、福建、重慶、內蒙古等地建立了多個采風及創作實踐基地，經常組織作曲家赴各地采風，創作了《哈尼印象》《彝鄉情幻想曲》《哈尼紀念冊》《哀牢山狂想》《“云之南”第二組曲》等一批頗有地方風情與民族特色的交響詩篇。浙江交響樂團扎根吳越大地，創作了大量以浙江當地風土人情為題材的交響樂作品，如《山海經》《唐詩之路》《社戲》等。這些創作實踐，發出了中國聲音，講述了中國故事，是交響樂民族化、本土化的生動寫照。不過，一些作曲家仍然有些浮躁，為了快速生產出民族交響樂作品，采風走馬觀花，創作流于形式，作品缺乏對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切觀照。所以，特別優秀的民族交響樂作品目前還是比較匱乏。

　　總之，廣大藝術家要背靠中國文化與經驗，大膽吸收外來觀念與技法，摒棄無病呻吟和故弄玄虛，在作品中融入自己對時代、民族、命運和人性的思考，只有這樣，交響樂才能走上“中國創造”之路。

　　(作者：張珊珊、劉香，分別系臨沂大學音樂學院講師、臨沂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