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進去”后，父母竟“松了一口氣”？

　　北京海淀區檢察院探索完善家庭教育指導工作機制

　　□ 本報記者 張雪泓

　　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多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莫非遇到過不少“特殊”案件。

　　“比如，有個孩子的父母懇求我們把孩子抓起來判刑，說這孩子要把他們折磨瘋了。我們最初考慮附條件不起訴，但因為孩子在考察期內多次違反監管規定，最終附條件不起訴失敗。”莫非說，當這個孩子“進去”后，他的父母竟然有“松了一口氣”的感覺。然而，孩子走到這種地步，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此，海淀檢察院從2008年起便開始探索對涉案未成年人家長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并逐漸完善工作機制。2022年1月1日起實施的家庭教育促進法也明確了，公檢法機關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存在嚴重不良行為或者實施犯罪行為，根據情況對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并可以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在“六一”國際兒童節來臨前夕，《法治日報》記者走進海淀檢察院，就家庭教育指導問題進行采訪。

　　探索家庭教育指導機制

　　一天，16歲的小帥喝下半斤白酒和6瓶啤酒后獨自回家。途中，小帥無故毆打被害人唐某并致其輕微傷，又將另外一人撲倒致輕傷，被公安機關抓獲。

　　在案件調查過程中，辦案檢察官李思瑤發現，小帥父母離異，平時隨母親在京生活，父親在家庭教育中存在嚴重缺位和不當引導問題——案發當天，父親請小帥吃飯唱歌，讓小帥大量飲酒。

　　“家庭教育促進法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得引誘、教唆、縱容未成年人從事違反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的活動。我們認為，小帥涉嫌犯尋釁滋事罪與其父把他帶去未成年人不宜進入的場所并飲酒過量有關，其母也疏于對其管教，應對其父母進行訓誡并責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導。”隨后，海淀檢察院向小帥的父母下發家庭教育指導令，督促他們正確履行監護職責。

　　據介紹，自2022年1月以來，海淀檢察院共發出督促監護令46份、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令10份。

　　46份督促監護令中，有4份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監護人制發、42份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制發，全部案件均引入社會力量跟蹤問效。

　　在家庭教育指導令方面，10件案件中除兩件異地協作案件和兩件正在進行中的案件外，其余6件已辦結案件平均開展家庭教育指導6.5次，其中有1件案件由于被指導人不配合被迫中斷，指導完成率約為83.3%。

　　海淀檢察院第七檢察部負責人孫鵬告訴記者，監護人未盡到監護職責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案件大致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監護人怠于履行監護職責，此時檢察機關一般會制發督促監護令，在必要情況下輔之以家庭教育指導令，督促監護人正確履行監護職責；另一種是監護人并非怠于履行監護職責，而是在家庭教育方面面臨不知、不會的難題，此時檢察機關往往會直接制發家庭教育指導令，聘請專家提供一對一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以解決實際問題。

　　孫鵬說，海淀檢察院自2008年起開始探索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導，現已完成三個版本的迭代升級：2008年初，與中國人口宣教中心全國青少年科教基地啟動家長課堂，邀請涉罪未成年人父母前來聽課；2013年，五部門會簽《關于共同開展家庭教育工作的意見》；2022年，與區婦兒工委、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合作，創立檢察機關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令工作機制，使家庭教育指導更加體系化、規范化、專業化。

　　強制力較弱需各方配合

　　今年年初，莫非辦理了一起高中生涉嫌強制猥褻案。17歲的高中生張強(化名)和女同學一起自習時，觸摸女生私處，女生家長報警。

　　海淀檢察院在調查中發現，張強本人不是個頑劣的孩子，其來自一個高知家庭，父母都很關心張強，但不知道如何跟他溝通，進入青春期的張強與父母在心理上產生隔閡，又因學業壓力較大，情緒無處宣泄。

　　檢察機關決定對張強開展附條件不起訴，并對其父母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檢察官和心理學老師每周會見張強父母一次，就“如何與青春期的孩子交流”“如何關心和走進孩子內心”等問題開展指導。同時，社工和心理學老師每周錯峰與張強見面，對其談話和輔導，及時掌握孩子的心理變化和動向，并向檢察機關反饋。

　　張強的個案是家庭教育指導中做得較為成功的，但莫非坦言，想要開展一個卓有成效的家庭教育指導并不容易，“這里面需要多方的配合，需要多方付出時間和精力，一些家長因為各種原因不愿過來或沒法過來接受指導”。

　　莫非舉例說，在一起敲詐勒索案中，未成年人葉某存在無證駕駛、飆車等嚴重不良行為。其父親長期缺位，母親奉行“放養”原則。案件承辦人決定對其家庭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剛開始監護人同意，后來很快轉變態度，認為只有家長接受教育意義不大，更應該教育孩子，拒絕繼續被指導。

　　“家庭教育指導令強制力較弱，對于拒不配合的監護人，檢察機關因為缺少監管依據，難以監督執行。”莫非說。

　　據介紹，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長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家長，海淀檢察院探索開展個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導，如宣告儀式環節，對犯罪嫌疑人家長增加了檢察官訓誡和警察教育環節，并將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令作為督促監護令的一部分予以送達。對于被害人家長，考慮其實際情況選擇適用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令或督促監護令。

　　后續指導方式也不同，對于被害人家長盡量提供便利，上門指導，提高家長接受指導的主動性。對于犯罪嫌疑人家長，將家庭教育指導與罪錯未成年人幫教有機結合；對于被害人家長，將家庭教育指導與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保護有機結合。

　　探索納入檢察剛性監督

　　“我們發現，被害人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動力明顯不足，他們不像加害方的家長，希望以良好表現和配合為孩子爭取寬大處理的機會。”孫鵬直言，家庭教育指導令強制力不足、專業力量缺乏以及政府保障的欠缺，讓家庭教育指導開展起來難以盡如人意。

　　孫鵬進一步分析說，首先是家庭教育指導強制力不足的問題，對于拒不配合的監護人，缺少監管依據，難以監督執行。同時，相比于成熟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幫教制度，我國家庭教育指導工作面臨專業力量匱乏問題：缺乏穩定的家庭教育指導人才隊伍；缺少專業資質，很多家庭教育指導老師多為心理健康老師，不具備家庭教育指導師資質。

　　此外，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經費欠缺、流程不統一也是當前存在的問題。當前的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缺少集中管理，各區、各單位的工作流程不統一，實施方式各異，在實踐中存在較大差異性和不確定性。家庭教育指導成效評價、結案標準亦缺少統一要求。

　　對此，孫鵬建議多方主體協同發力，促進家庭教育指導落地落實。如探索將家庭教育指導納入檢察剛性監督的可行路徑，對家庭教育指導的執行規范和法律責任予以明確。對于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不能很好地履行家庭教育職責，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的家長，應首先進行批評、教育，對仍不依法履行職責的，建議公安機關進行訓誡、行政處罰，必要時檢察機關可以提出撤銷其監護人資格的檢察建議或支持起訴等監督措施。

　　“負責實施家庭教育的始終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監護人，國家和社會能提供的只是指導、支持和服務。孩子的成才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人父母應盡職盡責，切實承擔起家庭教育職責，而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孫鵬說。(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