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貴（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史夢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出，“完善數字經濟治理，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提高應用能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數字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數字管理的強大支撐。數字管理能力的高低，從根本上影響著釋放數據要素潛力的水平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水平，并最終決定了數字產業創新生態體系的構建、數字化應用場景的創新水平、數字監管創新水平、數據安全治理能力以及勞動者的數字技能水平，是驅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力量。

　　我國數字管理高質量發展面臨不少挑戰，比如數字產業創新生態體系建設相對滯后、創新應用情景較為單一、數字經濟相關法律法規和數字監管有待進一步完善、全球數據安全治理形勢不容樂觀、勞動者數字技能水平亟待提高等。數字管理是數字技術與管理的有機融合，是在現代管理中充分運用實時信息、計算、網絡和連接技術的組合而謀求更高效率、更好效果的新型管理模式，它構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是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和促進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關鍵所在。必須緊緊把握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發展機遇，努力提升我國數字管理能力，搶占全球數字經濟未來發展的制高點。

　　第一，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迫切需要強化基于高水平數字管理能力的數字產業創新生態體系的構建。構建數字產業創新生態體系，對提升數字產業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數字經濟時代，知識、技術和產業加速融合，強化數字管理創新能力，可以有效發揮數字產業集群優勢、提高數據流動效率、優化組織生產方式、促進上下游創新鏈與產業鏈和資金鏈的互動與優化，能夠在提高集群企業協作水平的同時加快產業價值鏈升級和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最終實現對傳統產業全方位升級改造，提升其產業創新能力及競爭優勢。不過，我國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部分地區缺乏先進的數字經濟示范園區，即使是率先開展數字經濟示范園區試點工作的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面臨著園區發展規劃和產業扶植政策不完備、配套設施不完善、上下游產業鏈和創新鏈尚未形成、優秀人才相對匱乏等難題。面向未來，必須以數字產業與產業鏈的優化升級為支撐，堅持系統觀念，從全局視角思考和謀劃數字產業創新生態體系的構建，持續優化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資金鏈和人才鏈的融合與協同，重視培育全球頂尖科學家與創新團隊，加快破解具有挑戰性的技術難題，全面提升我國的數字管理能力。

　　第二，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迫切需要強化基于高水平數字管理能力的應用情景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應用場景是數字技術應用的具體場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實踐已經證明：“數字技術+場景應用”能夠豐富數字經濟業態、促進商業模式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并為人民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為產業發展注入新的動能。例如，最近幾年在交通出行、醫療衛生健康、餐飲商超、公共繳費和校園食堂等領域，創新拓展出一系列豐富多元的應用場景，不斷加深了用戶與場景和商品的聯系，發揮出數據要素的巨大潛力，極大提高了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面向未來，必須加快提升數字管理能力，加速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政務、數字鄉村、智慧農業等更多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的創新，改良與升級已有應用場景，進一步推動以軟件工程自主創新為代表的、能夠有效支撐數字管理與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和基礎工具的發展，持續推動數字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發展，在加快智能制造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促進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最大限度提升源于數字應用場景的創新能力。

　　第三，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迫切需要基于高水平數字管理能力的數字監管與服務水平再上新臺階。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信息泄露、大數據“殺熟”、網絡詐騙、平臺壟斷等現象。根據北京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大安全感知報告（2021）”的數據，有七成受訪者感到被算法“算計”了。以大數據“殺熟”為例，企業利用“大數據+算法”對用戶實施“一人一價”的精細化歧視性定價。同樣的商品，新顧客需要承擔的價格相對便宜，老顧客卻需承受更高的價格。大數據“殺熟”是對數字技術的濫用，具有很強的隱蔽性，消費者很難察覺，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搜尋成本和信任成本，干擾了市場競爭秩序，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及其他合法權益，監管機構常常面臨取證難、認定難和幫助顧客維權難等問題。如果歧視性定價所產生的利潤非常可觀，很可能導致企業喪失技術創新動力，從長期看會危害我國數字經濟的整體競爭優勢。因此，面對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新問題和新挑戰，迫切需要提升數字管理能力，切實加強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數字監管與服務創新，全面優化包括數據要素在內的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構建起以信用和數據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打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促進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第四，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迫切需要提升基于高水平數字管理能力的數據安全治理水平。自2013年美國“棱鏡門”事件曝光以來，世界各國都加強了在數字空間的戰略博弈，爭奪數據資源領域的話語權。數據安全治理涉及各國文化與意識形態差異，甚至會觸及國家敏感數據。一方面，世界各國針對數據安全治理的價值訴求、制度標準、數字安全法律、數據保障能力、網絡優勢和數字技術優勢等存在差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更是存在數字鴻溝，難以從全球層面形成統一的理念、規則和秩序；另一方面，數據要素跨國流動也面臨著數據資源產權歸屬、數據交易和稅收政策等一系列問題，對此尚未有統一的法律規范和認定辦法。我國在數據安全治理方面尚存在著數字安全技術研發水平有待提升、國際合作不夠密切以及同國際規制的兼容性不足等問題，迫切需要加快提升數字管理能力，在國際合作中逐步構建起與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相對獨立的包容型數據安全治理框架體系，有效解決跨境數據流動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并在數據安全全球治理實踐中貢獻中國智慧。

　　第五，數字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迫切需要進一步強化數字管理從業者的數字技能水平。毋庸置疑，領先的數字管理人才團隊是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根本保障。我國數字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全國各地都在大力推動數字化轉型，對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領域的人才需求十分旺盛，對從業者的知識、素養和數字技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國目前依舊缺乏復合型的高端數字化人才，眾多高校專業化人才培養方案總體上依然落后于數字科技實踐，教育教學缺乏豐富的實踐數據作為支撐，產業鏈、數據鏈與人才鏈彼此相對脫節，勞動力供需不平衡的矛盾相對突出，數字人才供給速度遠遠跟不上市場的龐大需求，數字人才培養與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很不匹配。必須對此加以重視并下大力氣提升我國的數字管理能力，探索符合我國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數字管理人才培育體系，在穩步提高從業者數字化技能水平的同時積極儲備領先的數字管理人才團隊，以便從根本上滿足我國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高水平復合型數字化人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