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李潔 張哲浩

　　作為“文景之治”的開創者，漢文帝劉恒的霸陵所在區位，似乎在歷史上早有定論。然而，近千年來被認為是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卻并不是這位帝王的真正歸宿之所。

　　“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揭曉后，陜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選。漢文帝霸陵位置的確認，不僅糾正了訛傳之誤，也填補了西漢帝陵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

　　半個世紀的考古接力

　　早在元代，就有史料記載漢文帝陵位于“鳳凰嘴”。“鳳凰嘴”位于西安市灞橋區席王街道毛窯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個凸出的山頭，整個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勢加持以及史書“因其山，不起墳”記載的多重影響下，“鳳凰嘴”前立滿碑石，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則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慶二十四年御祭碑”，清代乾隆年間陜西巡撫畢沅題寫的“漢文帝霸陵”石碑也在此處。因此，人們一直認為漢文帝的霸陵位于“鳳凰嘴”。

　　“文獻記載，漢文帝決定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這個記載可以說在相當長時間里誤導了人們。”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漢陵考古隊隊長馬永嬴說，但隨著考古發現，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江村大墓才是漢文帝的霸陵所在地。

　　2011年至201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焦南峰帶隊對霸陵、南陵展開了大范圍的考古調查與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兩座陵區遺存的分布范圍與形制布局。“那時，盡管我們已經探明‘鳳凰嘴’無任何陵墓遺存，但要直接說江村大墓就是霸陵，證據資料還是不足。”馬永嬴說，“直到2019年，我們驚喜地發現，竇皇后陵和江村大墓的外圍有更大范圍的陵園園墻遺存，這說明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同處一個大陵園中。”由于西漢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是“同塋異穴”的葬制，而同一個大陵園體現的就是“同塋”，這成為確認漢文帝霸陵的關鍵性證據。

　　至此，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考古接力，確定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的完整證據鏈條已全部呈現：其一，江村大墓有4條墓道，呈“亞”字形，且規模巨大，這在漢代是最高級別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皇后可以使用；其二，對“鳳凰嘴”進行考古勘察后，沒有發現墓葬和相關文物，這對確定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是個強有力的支撐；其三，將竇皇后陵和江村大墓圍合在一起的外陵園的發現，表明了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的關系符合西漢帝陵帝后“同塋異穴”的葬制；其四，在江村大墓外藏坑發現了諸如“中司空印”“北葆司空”等明器官印，這說明外藏坑象征地下官署機構，數量眾多的外藏坑圍繞江村大墓，它的墓主非皇帝莫屬。

　　“減禮不減制”的薄葬理念

　　“霸陵真正位置的確認，讓田野文物保護及考古研究工作有了明確的對象，也讓人們對于漢文帝的薄葬和節儉，有了新的認識。”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漢陵考古隊副隊長曹龍說。

　　漢文帝劉恒為西漢第三代皇帝、“文景之治”的開創者。他的陵墓霸陵因“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而沒有封土，其地望雖在白鹿原，但具體位置卻在歷史演變中逐漸模糊。“此次江村大墓的發現明確了霸陵不再是以‘因山為陵’而作為西漢帝陵中的一個特例，需要重新審視其在西漢帝陵形制布局發展演變中的地位。”曹龍說。

　　江村大墓的形制為“亞”字形，地面無封土，墓室邊長約73米，四周環繞115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和門闕形成陵園。竇皇后陵現存“覆斗形”封土，墓葬呈“亞”字形，陵側有10多座外藏坑，周圍有夯土園墻和門址。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外圍的夯墻遺址，東西殘長1200多米，南北860多米，墻寬約3.5米，該墻址就是圍合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的大陵園墻。在大陵園內外，還發現了不同類型的外藏坑、建筑（包括陶窯）遺址、陪葬墓等文物遺存。

　　“漢文帝的薄葬，主要的體現就是‘減禮不減制’。一是霸陵‘不起封土’，地勢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陵園以石為界，不修筑高大的陵園園墻。但是漢文帝畢竟是一國之君，雖然可以‘減禮’，但是帝王的規制卻要充分體現。”曹龍介紹，雖然《史記》和《漢書》等多部古籍都曾經記載了漢文帝的薄葬，但是此次霸陵的確認，讓人們對漢文帝的“薄葬”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

　　彌補西漢帝陵演變關鍵環節

　　“從學術意義上來說，漢文帝開啟了‘文景之治’，當時是西漢轉型的過渡時期，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政治思想都在發生改變，這些變化必然會反映在帝陵制度上。”馬永嬴說，霸陵位置的確定，以及陵園形制的掌握，填補了西漢帝陵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對西漢帝陵制度的考古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西漢政治制度發展演變研究來講，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布局等，均為西漢帝陵中最早出現的，表明了皇帝獨尊、中央集權的西漢帝國政治理念的初步確立。霸陵的形制布局上承長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啟陽陵、茂陵等陵園規制，是研究、探討以西漢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國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重要實物資料。同時，也折射出西漢帝國國家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

　　此外，南陵外藏坑出土了眾多帶有動物形象的金銀器，包括熊、狼、豹子等。這些金銀器具有典型的草原文化風格，體現了先秦兩漢時期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見證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