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上學時坐在最后一排，從不舉手回答問題；上班時把頭埋在工位，幾乎不參與閑聊；耳朵里總是塞著耳機，口罩時常遮住半張臉，即便是每天朝夕相處，也很難描述出他的性格和特質。

　　24歲的李怡就是這樣一個“影子人”。在他人評價中，她是一個“極度內向”的女孩，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并不是內向，而是她無時無刻不對社交感到恐懼。

　　從小到大，因為害怕別人的目光，她習慣性躲開人群；每次說話前再三打好腹稿，卻會在插話時機上不斷糾結；無法控制反思自己，幾乎每個深夜都覺得自己差勁，根本不值得被愛……發(fā)展到后來，每次說話時她都伴有軀體反應，下意識地手抖、出冷汗，甚至發(fā)不出聲音。

　　李怡患上了社交焦慮障礙，這是一種多發(fā)于青少年的焦慮性神經(jīng)癥，又稱社交恐懼癥。2019年中國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資料顯示，我國社交恐懼癥的年患病率為0.4%，終身患病率為0.6%。以14億人口的龐大基數(shù)計算，每年被診斷為社交恐懼癥的患者有560萬人。

　　相較大多數(shù)人調侃式的自稱“社恐”，生理層面的社交焦慮障礙時常被忽視、很難被診斷、更難被克服。

　　癥結

　　“社恐”的難，體現(xiàn)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開學季是彭宇最討厭的時刻。安靜了一整個夏天的校園忽然變得熙熙攘攘，走在路上總能碰到同學。他想念暑假：安靜的宿舍、空無一人的實驗室、不用人擠人的食堂，他可以不用耗費任何心力跟人交談。

　　而現(xiàn)在，為了不顯得格格不入，彭宇不得不抬起頭，把自己切換到“社交模式”，假裝快樂地打招呼寒暄。有時對方?jīng)]認出自己，他就把頭埋下去，或看向遠處，或拿出手機——胡亂劃著，只為躲避視線。

　　找工作之前，大四的袁夢也從未想過，自己會因不擅長社交，“錯失不少機會”。第一次無領導小組討論中，鄰座同齡人侃侃而談。因為害怕打斷討論，袁夢數(shù)次張口，但語句卡在喉嚨里，一句也說不出來。

　　當心理壓力過大時，“社恐”的人會選擇拒絕與他人交往。

　　兩年前，剛從學校結束集體生活的劉晶然回到家鄉(xiāng)，忽然發(fā)現(xiàn)自己仿佛失去了社交能力，只要面對陌生人的眼光，身體就會出現(xiàn)出汗、發(fā)抖等癥狀。她推測，自己可能是得了醫(yī)學意義上的社交恐懼癥。

　　2020年，中國青年報社聯(lián)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對青年一代的社交情況展開調查分析。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

　　但社交恐懼和社交恐懼癥是兩個概念。醫(yī)學層面上，社交恐懼癥是一種心理疾病術語，是恐懼癥的一種亞型，又被稱為社交焦慮障礙。恐懼發(fā)作時，患者常常帶有明顯的焦慮和自主神經(jīng)癥狀，這往往需要經(jīng)過嚴密的臨床診斷，是具有病理特征的精神疾病。而年輕人廣泛討論的“社恐”，更像是社交過程中的某種狀態(tài)。

　　社交焦慮障礙常常伴有長期過程，會對患者的學業(yè)、職業(yè)和社會關系產(chǎn)生巨大影響。在他們眼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世界上“最大的難題”——對話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審視的眼光猶如一座大山。他們不僅緊張，還會頭暈、燥熱、發(fā)冷、心跳過速、胸痛、呼吸急促、頭痛。

　　擱淺

　　和人交往的技能需要練習，袁夢發(fā)覺自己“不進則退”。

　　她喜歡給自己打造“搞笑女”人設，就像“角色扮演”。一旦需要和人交流，她就會把不想講話、害怕社交的自己封存在心底角落，偽裝成一個會社交的人。

　　偽裝幾乎是每個社交恐懼癥患者的必備技能。今年24歲的李怡則習慣了每天早上醒來，在床上預設一遍今天可能產(chǎn)生的對話——

　　“昨晚睡得怎么樣”“早餐想吃什么”“今天打算做什么”，在完全做好心理準備后，才會從自己的小床上下來，推開門，開始今天的生活。

　　這并不是少數(shù)。豆瓣“社恐抱團取暖”小組中，一位網(wǎng)友描述著自己假裝外向開朗的日子，在反復練習后才終于習得了外向技能。但問題在于，盡管在工作中有用，但外向始終不是自己天生的那層皮，表演外向時始終覺得自己是裝在套子里的人——“在里面待一時可以，待久了會窒息。”

　　彭宇把這形象地比作“電量”。社交需要消耗電量，一旦消耗殆盡，就必須回到熟悉的環(huán)境中。對他而言是宿舍的小床，拉上床簾，戴上耳機，慢慢恢復自己的平靜。

　　幾乎每一位“社恐”人士都希望自己能“走出來”，但困難重重。

　　劉晶然覺得，自己的生活因社交恐懼被擱淺了。“我知道，我不能再繼續(xù)在家里待著了，但是我無法說服自己走出去。”每次站在家門口，劉晶然總是升起“要不要工作”的念頭，坐在門口想一整天后，再默默回到自己的小窩里。

　　因為社交恐懼，她已經(jīng)在家待了兩年。多數(shù)時間里，她待在自己的房間里，幾乎斷絕外界一切對話，非必要不會出門。即使出門，她也會用口罩、帽子和耳機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

　　恐懼步步逼近，自己節(jié)節(jié)退敗。在大學期間，由于恐懼水和游泳館里的人，劉晶然無法按時學會游泳，不得已延畢半年。同學都順利畢業(yè)，劉晶然不自覺地會陷入一種自我責備，為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樣灑脫地社交而感到羞愧。

　　社交恐懼癥患者的心理活動可以被稱為認知加工偏差，比如在面對社交人群時會夸大負面結果出現(xiàn)的可能性，或者對模棱兩可的情況作出消極的解釋。

　　對她而言，社交是“如履薄冰”的。“一旦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完美，我就會無限制地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從小到大，所有尷尬的事情就像放電影一樣，在她的腦海里重映。接下來，她會不自覺陷入一種絞盡腦汁回想細節(jié)的狀態(tài)，最終認定“今天的社交太失敗了，對方一定不想下次和我一起出去玩”。

　　她害怕任何帶有自身觀點的舉動，比如拒絕。拒絕本身會耗費“社恐”人士巨大的精力和勇氣。劉晶然會在拒絕一件事后忐忑很久，思考自己的拒絕會不會顯得很無禮——一旦無法說服自己，就會陷入無盡的內耗和自我批判中。

　　社交恐懼不僅影響生活，甚至在摧毀生活。“有時我也在想，為什么對于別人來說輕而易舉的事情，到了我這兒就比登天還難了呢？”

　　驛站

　　幾乎所有的“社恐”人士都嘗試解答，究竟什么造成了“社恐”？

　　今年9月，袁夢決定正式向“社恐”“開戰(zhàn)”，既然逃避不了社交，她開始嘗試把“和陌生人交流”搬上日程，嘗試給自己“脫敏”。

　　她在社交媒體上發(fā)布了“社恐互助小組”的號召，希望找到有同樣困擾的人，提高自己的表達能力。短短1周，群里就增加到100多人。

　　但令人驚訝的是，多數(shù)人都在窺屏，鮮少有人說話，甚至4個人的互助小組也很難湊齊——克服“社恐”這條道路，大家都顯得謹慎內斂。

　　“其實也能理解”，袁夢說，如果小組不是由她發(fā)起，大多數(shù)情況下她并不會在群聊中發(fā)言，“這或許也是‘社恐’患者的共性，我們不喜歡表達。”因為表達觀點容易引起關注。

　　學者段俊吉曾對21名青年進行深度訪談，發(fā)現(xiàn)“社恐”總是與“內向型人格”“自閉型人格”“慢熱型人格”“討好型人格”等多元人格類型相互交織。在“社恐”青年的內心深處，似乎一直在追問著諸如“交往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我應該如何在交往中自處”等關鍵問題。

　　一方面，以父母和獨生子女為主的核心家庭占據(jù)主流，年輕人缺少同輩，本身就社交經(jīng)驗頗少；另一方面，網(wǎng)絡的暢通發(fā)達也讓青年更容易塑造自己的“媒介形象”，更依賴網(wǎng)絡社交。多數(shù)“社恐”青年都是重度網(wǎng)絡使用者，他們的社交半徑在網(wǎng)絡的延伸下，變得廣闊又狹窄。

　　袁夢發(fā)現(xiàn)，社交給自己帶來的最大壓力是“外界評價”。每當和別人聊天多說了幾句，她總是不自覺陷入對別人的預判，無法控制自己不去思考他人的反饋，無法接受別人口中對自己的“不良判斷”。

　　彭宇則認為，自己的焦慮源自自卑。從小不喜歡說話，他時常被親戚認為是“木訥的怪人”。在學校經(jīng)歷過孤立和校園欺凌，他的思考方式變得消極悲觀，不敢在外界面前表達自己的觀點，“我會覺得沒有人在聽”。

　　兩年里，劉晶然無數(shù)次聽到親戚希望她改變的聲音，“在家待著人會廢掉”的勸解并不能解開她的心結，反而讓她更害怕和人交流。

　　“我已經(jīng)開始接受自己不會融入社會了。”劉晶然說。她希望能給人生一段喘息，短暫逃避社交帶來的內耗和自我拉扯。

　　袁夢希望，社會能多給像自己這樣的“社恐”一點時間，不要總是用價值標準來判斷人生成敗。“哪有那么多有意義的事情？”

　　每一次焦慮，意味著迷失一次自我。但現(xiàn)在，李怡覺得自己在接受這種失控，“空白是暫時的”，她相信屬于自己的驛站終會出現(xiàn)。

　　(應受訪者要求，李怡、彭宇、袁夢、劉晶然為化名)

　　實習生 牛益彤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楊杰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