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危害公共交通工具行駛安全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其中有向飛機投擲錢幣者，有用身體擋住車廂阻止列車運行者，有辱罵毆打公交車駕駛員者，這些行為輕則導致飛機無法按時起飛，列車無法準點發車，重則上演重慶公交車墜江的慘劇。此類嚴重危害公共交通秩序乃至公共安全的現象緣何屢次發生？又該如何避免？本期“聲音版”專訪了交通運輸部干部管理學院交通運輸法學教授張柱庭，敬請讀者關注。

　　原因何在

　　記者：近段時間以來，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現象緣何頻頻發生？

　　張柱庭：這種現象此前也有報道，但老百姓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認知還不是很充分，去年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發生后，引發了全社會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行為的集體譴責，對這一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也成為了共識，隨后很多新聞事件也進入了公眾視野。這種現象頻發的成因比較復雜，從法律角度看，既有立法的問題，也有執法的問題，同時還有社會文化方面的問題。

　　記者：具體來講，立法上存在哪些問題？

　　張柱庭：從立法上看，現有的立法是對不同交通方式給予了不同的立法態度，比如民航方面有“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這一罪名對震懾此類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刑法中對規制司乘矛盾引發的道路公共交通安全問題，卻沒有清晰的罪名，只能套用“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以其他方法”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但相關司法解釋一直未能出臺。直到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發生后，社會各方才對道路交通安全問題重視起來。今年1月“兩高一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后，對此類行為的規制才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這體現出立法對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給予了不同的待遇，可以稱之為“厚天薄地”，但實際上老百姓的公共交通安全權利是平等的。

　　同時，現有交通領域的立法不是按照交通的規律在立法，而是哪出了問題就趕緊起草相關的法律，這就叫作補丁式立法，一旦這個補丁出現問題就會“補丁摞補丁”。因此，從立法的角度看，應該對涉及公共交通領域的安全問題，按照公共交通要素全面梳理一下，將現有的問題進行消化，這才是科學立法。

　　此外，過去交通領域的立法大多側重規范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比如要求司乘人員熱情服務，這本身沒有錯，但很少就乘客行為提出明確要求，這就導致了一個不好的結果，即在大家的認知中，“乘客是上帝，乘客永遠有理”。未來在立法思路上應該進行一些調整，因為公共交通涉及到的是公共安全，乘客不可能是絕對的上帝，也必須有一些義務意識。

　　記者：執法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張柱庭：從目前行政執法組織體系上看，民航、鐵路、港航系統都建有專門的公安隊伍，一旦有人在飛機、火車、船舶上對司乘人員使用暴力，會有專門的公安人員進行處理，追究相關人員責任，這不僅大大提高了案件的處理效率，同時對違法犯罪分子形成了巨大威懾力。但擾亂道路公共交通秩序的行為很少受到治安行政處罰，這與道路公共交通領域沒有專門的公安隊伍有直接關系（交警負責交通執法，不負責治安管理；個別地方雖然也建有公共交通派出所等，但多數任務是“反扒”），因此對此類案件的處理效率和效果也大打折扣。道路公共交通駕駛員經常被打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過去在司法實踐中，對公共交通領域毆打駕駛員、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案件有的定罪、有的不定罪，定罪的多是出現嚴重后果才追究；定罪的罪名一般也不統一；即使定罪的，多數是緩刑且量刑較輕。更多的沖突則被視作為糾紛，而不是公共安全問題。而一定性為糾紛，基本上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從表面看，這似乎是對司乘沖突的一種均衡制衡，實際上卻影響了公共安全，這樣的處置方式也很難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為產生震懾。

　　記者：文化方面的原因有哪些？

　　張柱庭：過去人們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是自行車，隨著出行半徑的擴大，這種非機動車出行方式大幅減少，取而代之以私人小汽車出行，這些都是以個體為主的出行方式。近年來，出于治理交通擁堵和節能減排的考慮，很多城市都對私家車出行進行限制，鼓勵和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這也就意味著社會也要由以私人出行為主的交通文化過渡為公共交通文化。

　　公共交通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公共屬性，需要互諒互讓。因為無論是車廂，還是機艙，都屬于狹小密閉的公共空間，人與人之間難免產生摩擦，這就需要大家有互諒互讓意識。狹小的公共交通空間，其實也是一個小社會，需要形成自己特有的公共文化。但目前來看，公共交通文化還沒有在公眾中間形成和樹立起來。

　　如何解決

　　記者：立法方面應怎樣完善？

　　張柱庭：目前，從立法上看，“兩高一部”《意見》發布后，讓很多相關案件在審理上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僅有《意見》仍然不夠，一是《意見》屬于司法規范性文件，層級不夠，尚不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釋；二是“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實踐中“其他方法”是彈性條款，是解決應急法律適用的打補丁方法，一般不輕易運用；三是許多人認為這是處理目前城市公交領域發生的案件，不能廣泛適用于各類公共交通之中。由此也體現出“補丁摞補丁”的立法方法不可取，應當予以一攬子解決。

　　未來在立法上，建議把“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改成“暴力危及公共交通安全罪”，這樣就能把鐵路、道路、水路等公共交通納入在內，當然在量刑上可以有所差別，但屬性應當是相同的，應同樣給予司法保護。

　　記者：執法方面應如何作為？

　　張柱庭：從執法角度講，《意見》出臺后，多地對一些危害道路公共交通安全的案件予以了處理，比如最近海南一女乘客因掌摑司機獲刑4年；上海浦東一名乘客因搶奪公交車方向盤被批捕，其落戶也因此被取消……在航空方面，最近幾名向飛機投擲硬幣的乘客也被處以拘留。這些案件經媒體廣泛報道后，產生的警示作用正在逐漸顯現。其中，考慮到道路交通是國家綜合交通體系中最基礎的運輸方式，人流物流集中、公共安全薄弱，建議建立專門的道路交通公安隊伍，承擔治安安全保護職能。

　　從處罰方式上說，除了法律手段外，還應該有一些其他的懲戒手段，如經濟懲罰、信用懲戒等。目前鐵路方面做的相對好一點，比如說對高鐵上出現的霸座、吸煙、扒車門等影響列車運行秩序，但尚未達到違法犯罪的乘客，鐵路部門會將其納入黑名單，限定其在一段時間內不得乘坐高鐵，其他公共交通領域也可以借鑒。

　　記者：公共交通文化該怎樣培育？

　　張柱庭：政府、媒體以及承擔公共交通運輸職能的企業應加大宣傳，向乘客普及公共交通安全常識，教育乘客認知妨害安全駕駛的后果，促進互諒互讓、文明有序公共交通文化的形成。如向飛機投擲錢幣，很多乘客的解釋是祈福，殊不知此舉會給飛機航行帶來極大安全隱患。而這種所謂的祈福說到底就是迷信思想在作怪，對此一方面要加強執法，對這類行為進行震懾；另一方面，也要多加宣傳引導，讓乘客認識到這一行為的危害性，從而共同維護公共出行安全。

　　（馬樹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