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緣起、發展和傳承是什么？“漢藏佛學研究”又是怎樣一種學術構建？清華大學教授沈衛榮接受了本網專訪，從自身研究領域出發，探討上述話題。

　　記者：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制度，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為何境外依然要以“轉世”為話題進行炒作？　　

　　沈衛榮：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獨有的一項制度創新，它是藏傳佛教本土化的一個重要標志，自創立以來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它對藏傳佛教的傳承和發展有過重要的影響。

　　活佛轉世制度于今出現的這種爭議，事實上與人們對轉世制度本身的種種誤解有關，與人們對轉世活佛的身份地位的錯誤認知有關。轉世活佛被認為是“佛”“菩薩”的化身，藏傳佛教對觀音特別尊崇，受觀音信仰的影響很大。于大乘佛教的語境中，觀音菩薩是慈悲的化身，可以隨機應變，在人間化可以現出無可計數的化身和轉世,是來救度有情眾生的。根本說來，活佛轉世制度是一個純粹的宗教現象，它的存在和興衰與藏傳佛教的信仰有關，是歷史上西藏傳統佛教社會的產物。雖然，藏傳佛教對活佛轉世制度的設計確曾與當時理想中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建構有關，對轉世活佛有類似于“轉輪王”式的政治期待，但是，活佛轉世制度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宗教制度，轉世活佛是被挑選出來的藏傳佛教各個宗派、寺院的精神領袖。

　　而今天，現實的西藏不可能再有政教合一的領袖出現，所以，我們對藏傳佛教中依然存在的活佛轉世制度應該做去政治化的理解和實踐，讓宗教回歸宗教，讓活佛轉世作為一種宗教現象繼續存在下去。

　　近年來，海外對“活佛轉世制度”的頻繁炒作無疑是因為對如何來尋找和確定現世達賴喇嘛之轉世的不確定性而引發的焦慮，這樣的炒作其實在海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表面看來，這種不確定性源自達賴喇嘛將于何處轉世、由誰來決定誰是下一世達賴喇嘛？他的轉世和其他眾多活佛轉世一樣，只要是按照其宗教傳統如法合理地選出來的，就不會激發激烈的宗教矛盾，更不會引發巨大的政治風波。西方媒體大肆炒作和詬病中國政府主張采用的“金瓶掣簽制度”，這是出于對這一制度的誤解。乾隆皇帝當年提議用“金瓶掣簽”來決定轉世活佛的最后人選，其實就是一項反對活佛轉世走向制度性腐敗的政府管理措施，當時西藏和蒙古地區的活佛轉世制度的決策權掌握在極少數寺院上層和權貴手中，大量轉世活佛常常出于同一個貴族家庭，這顯然違背了轉世活佛的宗教本意和傳統。為了抵制活佛轉世制度走向腐敗和衰落，清政府制定了“金瓶掣簽制度”，有效地保持了這個制度的宗教權威性，使其得到了維持和進一步的發展。在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管理條令和制度，特別是對活佛轉世制度，早已經制定了嚴格和周密的法令法規，轉世活佛的選擇和認定必須嚴格按照國家制定的這些法令法規進行，不容許出現不合傳統、不合法規的行為。

　　記者：請您談一談對于“印藏佛學研究”和“漢藏佛學研究”的認識，您倡導漢藏佛教研究的初衷是怎樣的？

　　沈衛榮：我在國內和國際學界積極倡導建構“漢藏佛學研究”學科已經有二十余年了。在我和我的同事、學生們的共同努力下，“漢藏佛學研究”得到了國際學術界高度重視和廣泛認可。

　　當時提出“漢藏佛學研究”這個概念時，一是想要打破“印藏佛學研究”于國際佛學研究領域長期的主導和霸權地位，以提高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研究的學科獨立性和學術影響力，呼吁國際學界不要繼續把藏傳佛教作為印度佛教的附庸，把對藏傳佛教的研究作為重構印度佛教及其歷史的工具；二是我覺得漢藏佛教之間的歷史和現實關聯事實上一點也不比印藏佛教之間的關聯少，若將研究印藏佛學的語文學方法用于漢藏佛學研究，這將對提升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研究的學術質量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可以于國際學界發揮我們中國學者兼通漢藏佛教語文的學術優勢。

　　記者：近年來您在開展對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以及漢藏佛教相關聯的歷史研究方面，有哪些新的發現和認識？

　　沈衛榮：近二十年來，我們以“漢藏佛學研究”為研究方向，以佛教語文學方法來研究敦煌吐魯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多語種佛教文獻，取得了非常豐富的學術成果。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所說“漢藏佛學”其實不只是一種學術建構，而且它也早已是一種歷史的存在。

　　通過對敦煌吐魯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多語種佛教文獻的研究，我們發現敦煌佛教、古回鶻人的佛教、西夏佛教，包括元代及以后的蒙古佛教等，都凸顯出了漢藏二種佛教傳統交融的性質。從這段以前不為人知的歷史中，我們得到了啟發！

　　今天我們強調佛教中國化，特別是藏傳佛教中國化，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要繼續倡導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讓它們在建設漢藏佛教傳統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而且，多年研究經驗告訴我們，開展佛教研究我們首先應當具備全球史觀，把佛教傳統嚴格地分割成印度佛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或者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以及顯乘佛教和密乘佛教等不同的傳統，并在它們之間嚴格地設置壁壘，這嚴重影響了迄今為止我們所做的佛教研究的學術質量。所以，我們應該用全球史觀來看待這些不同的佛教傳統，重視它們之間的緊密的連結和互動關系，把佛教和它的歷史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將這些不同傳統的形成過程看成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做好佛教研究。（中國西藏網 記者/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