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譽世界的《格薩爾》有著“東方荷馬史詩”之稱。為什么《格薩爾》是中華民族共享的史詩？《格薩爾》說唱藝人社會地位的歷史性變化，折射了新時代中國西藏人權事業哪些發展與進步？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導、《格薩爾》研究專家降邊嘉措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格薩爾》主要包括哪些內容？與西方史詩有何異同？

　　降邊嘉措：《格薩爾》以口耳相傳的方式講述了格薩爾王降臨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強扶弱、統一各部，最后回歸天國的英雄事跡。

　　迄今為止，有記錄的《格薩爾》有120多部，上百萬詩行，2000多萬字。這里面還不包括數量眾多、各具特色的異文本。

　　雖然隨著時代發展，《格薩爾》內容越來越豐富，但其“天界篇”“降魔篇”“地獄篇”的基本框架不變。所以《格薩爾》說唱藝人演唱時，常用“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間世上各種紛爭，下面地獄完成業果”這樣三句話來概括這部史詩。

　　當今世界的著名史詩大多數發生于數千年之前，內容中神話、歷史交織。中國《格薩爾》、印度《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荷馬《伊利亞特》《奧德賽》，以及古巴比倫《吉爾伽美什》概莫能外。就字數而言，《格薩爾》遠超其他史詩總和，堪稱世界史詩之冠。

　　就結構形式而言，《格薩爾》有“分章本”和“分部本”兩種形式。所謂“分章本”，是指在一個本子里將史詩的內容從頭講到尾，目前西方著名史詩皆屬于“分章本”。“分部本”是《格薩爾》一種特殊的流傳形式，指將某些部分分離出去，獨立成篇。

　　此外，西方幾大著名史詩很早就用文字將內容固定下來，而中國《格薩爾》至今仍在民間口耳相傳。

降邊嘉措編著的格薩爾王相關書籍。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如何看待《格薩爾》與藏傳佛教的關系？為什么《格薩爾》是中華民族共享的史詩？

　　降邊嘉措：《格薩爾》具體產生于何時、何地，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格薩爾》產生于佛教傳入中國青藏高原之前。

　　民間說唱藝人在《格薩爾》里講述的“天界”和“天神”，與佛教宣揚的以佛祖釋迦牟尼為核心的“天界”“天堂”“極樂世界”迥然不同。《格薩爾》所講的“眾生”，與佛教宣揚的“六道眾生”也不相同，與耶穌基督描畫的“天堂”更不相同。

　　這就說明，《格薩爾》最初的“內核”，也就是西方民間文藝學家所說的“母題”，產生于佛教傳入中國青藏高原之前，反映了古代中國藏族先民的宇宙觀和自然觀。

　　佛教傳入中國后，形成了漢傳佛教、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對中國青藏高原地區的社會生活、文化藝術產生影響，自然也影響到《格薩爾》的流傳、演變和發展。

　　歷史上，中國青藏高原地區政治制度、宗教觀念、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的變化，都能在《格薩爾》中得到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同時《格薩爾》對各個時期這些地方的經濟社會文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格薩爾》所傳達的愛國愛民、反抗侵略、為美好生活而奮斗的思想，是中華各民族所認同的共有價值追求和人文精神。隨著《格薩爾》不斷發展，其影響力越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祁連山脈、藏彝走廊等區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史詩流傳帶，除了藏族、蒙古族，土族、白族、裕固族、彝族、傈僳族等多個民族也加入到《格薩爾》的活態傳承中。

　　此外，《格薩爾》傳播到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其無論是內容還是傳播方式，都書寫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成為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文化創造力的重要見證。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國從各個層面不斷加大對《格薩爾》的保護傳承。如今，《格薩(斯)爾》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它的傳播從過去的自然傳播，變為中華民族共享的當代文化傳播方式。因此，《格薩爾》也成為中國多民族共享的復合型史詩。

　　2019年9月16日，四川甘孜縣格薩爾王城暨百村產業基地舉行開城儀式，城內以格薩爾故事打造的景觀小品體驗地有1000余處，游客可聽《格薩爾》說唱、看《格薩爾》藏戲等。中新社記者 劉忠俊 攝

　　中新社記者：《格薩爾》說唱藝人社會地位的歷史性變化，折射了新時代中國西藏人權事業哪些發展與進步？

　　降邊嘉措：《格薩爾》不是文人用筆寫出來的，而是民間說唱藝人們用嘴唱出來的。

　　《格薩爾》說唱藝人，藏語稱作“仲肯”，意為講故事的人。千百年來，《格薩爾》能在世界屋脊之上歷久不衰，主要應歸功于那些優秀的民間說唱藝人。他們是《格薩爾》最直接的創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最熱情的傳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

　　我的家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坐落在金沙江邊，離西藏只一江之隔，是茶馬古道的必經之地。從小我看到眾多說唱藝人演唱《格薩爾》，他們驚人的記憶力，豐富的表演能力，充滿智慧的語言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說唱藝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雖然不像農奴那樣依附農奴主，不像唱藏戲的“娜姆娃”和熱巴藝人要向貴族農奴主繳納人頭稅和歌舞稅，卻要交乞討稅，并被輕蔑地稱作“要飯的”。許多說唱藝人雖然有著出眾的才華，但命運悲苦。

　　西藏民主改革后，百萬農奴翻身解放，開始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如今《格薩爾》說唱藝人受到國家的褒獎，得到社會輿論的公正評價。中國多地成立了《格薩爾》說唱藝人研究基地(傳習所)，政府、學術機構等對《格薩爾》說唱藝人的說唱進行了記錄、整理、出版。從“流浪乞丐”，到受人尊重的藝術家，《格薩爾》說唱藝人社會地位的歷史性變化，正是新時代中國西藏人權事業發展與進步的縮影。

2025年4月20日，格薩爾說唱藝人斯塔多吉在拉薩甜茶館里演繹格薩爾說唱。中新社記者 李林 攝

　　曾經，敦煌在中國，敦煌學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卻在國外。《格薩爾》也面臨過敦煌學一樣的困境。《格薩爾》研究的第一批專著、第一個學術機構、第一批外文譯本都出自外國學者之手。

　　如今，敦煌學的研究狀況徹底改變。中國《格薩爾》研究也卓有成就，成為中國藏學研究領域和民族、民間文學領域極為活躍的一個部分。

　　雖然中國《格薩爾》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保護傳承《格薩爾》的工作遠沒有結束。我們還應繼續做好《格薩爾》說唱藝人唱本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將更多《格薩爾》作品翻譯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語言，讓不同的民族都能了解《格薩爾》的輝煌燦爛。我們不但要研究《格薩爾》，還應當研究創造這部偉大史詩的人民和民族。

　　受訪者簡介：

降邊嘉措。受訪者供圖

　　降邊嘉措，《格薩爾》研究專家，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士生導師，創作了藏族第一部當代長篇小說《格桑梅朵》。他曾任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有40多年研究《格薩爾》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