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也是我個人出家修行滿30年的特殊節點。面對社會各界對西藏宗教領域滄桑巨變的熱烈討論，作為這場歷史性變革的親歷者，常年參修見聞的積淀，使我意識到有責任對日常所見所思進行總結與說明，既是回應公眾關切，更希望能夠通過寺院日常宗教活動實踐，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大課題，提供來自基層宗教工作者的觀察視角。

　　60年來，在黨的宗教政策指引下，西藏宗教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越走越堅實；擁護愛國進步、反對分裂倒退，早已成為廣大藏傳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的共同意志與基本立場。作為時代變革的親歷者，我見證了傳統寺院制度與現代治理體系相融合的過程，參與了修行活動與社會發展需求相協調的實踐探索，切身感受到了宗教事務治理現代化帶來的顯著變化。在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時代浪潮中，藏傳佛教正經歷著深刻變革，也由此面臨著必須回答的時代命題：如何在堅守法脈本真的同時回應時代需求？如何使服務信教群眾的本愿與滿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奮斗目標同向同行？

　　一、歷史傳統與時代使命

　　藏傳佛教自公元7世紀起便在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深植根脈、開枝散葉。它不僅是歷史上塑造文明、促進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思想體系與文化紐帶，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重要的精神力量。從教理精髓看來，無論是中觀思想“不墮兩邊”的哲學智慧，還是大乘菩薩道“隨方毗尼”“四攝六度，隨緣應化”的修行原則，都深刻揭示了藏傳佛教本身與時俱進、隨順時空因緣演進的法性理路。“隨時應世”的宗乘旨趣，始終貫穿于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之中，它不斷驅動著歷代高僧大德順應時代因緣，以積極參與國家治理、促進民族團結、維護邊疆穩定的實際行動，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下，共同培育了深厚的愛國愛教傳統。這些歷史事實都表明，藏傳佛教始終具有將自身發展與祖國命運緊密聯系、與時代步伐保持一致的自我要求與歷史特征。

　　噶舉派是藏傳佛教的支脈之一，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發揮過積極作用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教派。自法脈開創以來，噶舉派歷代祖師契合眾生根器，融匯道次第法門與實修傳統，將中觀空性見地與修持方便道緊密結合，逐步建立起以顯密大手印為核心的圓融教理體系，并發展出“四大八小”的教法傳承脈絡。在弘法實踐中，噶舉派自西夏時期沿河西走廊東漸，元代在五臺山建寺興教，明清更深入云貴高原腹地，最終形成了以西藏為中心、輻射青藏高原及內地多省區的宗教地理格局。在這個過程中，噶舉派始終秉持著“上報四重恩”的法愿，支持中央政權在西藏的主權地位和行政管轄，中央政權特別是明朝對大寶法王世系的冊封舉措，成為了宗教領域維護國家主權的歷史典范。綜觀歷史脈絡，噶舉派始終堅守著“隨時應世，持守利生”的本懷，自覺將教派命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種愛國愛教、利益眾生的傳統，已經被深深地烙印在教派傳承的血脈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標志著藏傳佛教發展邁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新時代背景下，宗教界以“智悲雙運”為宗旨，以“本凈無垢智，示現佛子相，利眾事業行”為使命，積極展現出主動將宗教信仰融入社會責任的實踐姿態。廣大信教群眾在“二諦圓融”的正見指引下，將“愿、行菩提心”轉化為參與社會治理的倫理實踐，推動佛法的“見、修、行”在當代社會現實中漸次展開，切實發揮了宗教在涵養心靈、促進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在“應世利生”的本懷引領下，藏傳佛教界始終秉持廣大信教群眾的慈悲本愿、始終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政治自覺，將自然傳承的歷史傳統轉化為服務國家大局、促進文明互鑒的現實力量。通過主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覺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藏傳佛教正在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實現宗教信仰與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建設貢獻力量。

　　二、實踐探索與路徑思考

　　作為宗教界代表人士，我深感責任在肩。近年來，在參與乃朗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中，與僧眾并肩工作的點滴，使我對此有了更切身的感悟。乃朗寺坐落于西藏拉薩市堆龍德慶區乃朗谷，創建自公元12世紀，清康熙五年（1666年）起成為巴沃呼圖克圖世系的主要駐錫地。乃朗寺是秉執噶瑪噶舉派噶瑪岡倉傳承的重要寺院，自建寺伊始就秉承著闡經釋典、真修實證的修持傳統，歷代高僧輩出，法嗣傳承有序，歷史傳統源遠流長。新時代以來，乃朗寺僧眾在黨的宗教政策指引下，在保持日常法教修學的同時，秉持佛陀“隨順眾生，應機施教”的慈悲本懷，將教義傳承與時代需求相融合，通過政治自覺、持戒守法、安居和合、典藏弘文、守境護生、宣教揚善等具體實踐，在維護宗教領域和諧穩定與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中積累實踐經驗，為藏傳佛教順應時代發展、更好服務社會作出了系統的探索工作，為回應“新時代藏傳佛教如何主動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命題提供了經驗參考。

　　乃朗寺始終將政治自覺作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引擎。政治自覺不僅為藏傳佛教中國化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更是引導宗教與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同向同行的重要保障。寺院通過深化“三個意識”教育，持續筑牢僧俗群眾的國家認同和法治觀念：常態化組織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宗教政策法規，將“五史”教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融入日常修行；旗幟鮮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決反對任何分裂倒退行徑，引導僧眾在反分裂斗爭中站穩立場，堅定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在實踐層面，嚴格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義闡釋，制定《僧眾行為規范細則》，全面落實自治區“遵行四條標準，爭做先進僧尼”要求，把法治原則轉化為修行準則。同時組織僧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生態保護等社會實踐，推動宗教信仰與公民責任深度融合，彰顯服務時代的擔當精神。

　　乃朗寺始終將持戒守法作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障。持戒守法承載著“以戒為師”的佛陀遺訓，是從嚴治教、守護藏傳佛教健康傳承的命脈所系。乃朗寺嚴格遵循律部典籍，嚴持傳統戒律，深入開展學戒持戒，將“不擁有汽車、不置辦房產、不聚斂財物”及厲行節約納入清規；依法規范財務管理，設立專職財務崗位，確保賬目清晰，定期公開收支，主動引入第三方審計，自覺接受監督。同時，堅決貫徹法治化管理，配合宗教事務部門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御滲透、打擊犯罪。明確依法治寺原則，將國家法規融入管理細則，嚴格規范宗教活動邊界。寺院設立內部監督機制，深刻汲取教內案例警示，健全懲戒制度，落實違規通報機制，形成震懾。通過定期組織法治戒律學習，引導僧眾深刻認識“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之本，將守法遵規內化為修行自覺，守護傳承命脈。

　　乃朗寺始終將安居和合作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實基礎。安居和合不僅通過現代化設施改善僧俗生活條件，更以和諧共處、互助協作精神為紐帶，通過團體協作與自我管理筑牢寺院治理根基。乃朗寺積極學習“7S”現代管理理念，翻新配備獨立衛浴與供暖的僧舍，標準化管理齋堂健康配餐體系；在區人民醫院支持下設立醫務室，建立僧眾健康檔案，常態化開展高原慢病篩查與管理，并與上海援藏醫療隊合作編印《高原健康管理手冊》規范防治流程。在僧團管理上，深化共同生活、集體管理的傳統：嚴格遵循公共設施集體共有制度，杜絕私有化；定期召開僧眾議事會，通過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制定管理細則；同時，建立透明的財務管理制度，所有賬目定期向全體僧眾公開公示，確保共同資源的清晰管理和集體監督。由此形成共同遵守的規范與普遍認同的理念，追求制度共守、事務共治、和諧共享的和合境界。

　　乃朗寺始終將固本育人作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后備支撐。固本育人不僅為藏傳佛教健康傳承提供核心支持，更是培育符合新時代“四條標準”僧才的根本遵循。乃朗寺學經班堅持政治引領首要地位，筑牢愛國愛教的人才根基，設立“2/2/6”課程體系（政治課、文化課、專業課各占2、2、6課時），主要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授課。政治課主要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宗教政策及法律法規。專業課系統開設“五部大論”核心專業課，嚴格遵循傳統學修體系，日常設置辯經課程；文化課設置外語、計算機等課程；教學實施“三段進階制”：初級班聚焦聲明與因明，中級班精研般若中觀，高級班專修教義闡釋。同時，學經班秉持顯密圓融的學修理念，已建成三座設施完備的閉關中心，為僧眾深入實修大手印、那若六法等法門提供堅實保障。明確高層次師資原則，組建由佛學院資深經師、高校學科專家和區委統戰部理論導師組成的復合型教學隊伍。

　　乃朗寺始終將典藏弘文作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紐帶。典藏弘文不僅為藏傳佛教法藏搭建系統存續工程，更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乃朗寺通過古籍搶救、文物修復、非遺傳承協同推進深化典籍存續、技藝保存與學術研究，筑牢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資源根基。掛牌自治區級古籍館等文化機構，建立專業保護體系；數字化搶救古籍文獻3000余函，整理出版《第八世大寶法王文集》等圖書30多種；完成賽卡古托宋代寺院建筑整體3D建模和明代壁畫數字化采集，保存14世紀藝術原貌；系統記錄12項自治區級非遺技藝，開設青年傳承人才課程。拓展多元合作路徑：與西藏人民出版社建立出版戰略合作關系；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藏大學藏文古籍研究所共建科研實習基地，聘任包括教育部“長江學者”在內的19位特聘研究員；聯合中國美術學院開展“大殿營繕實錄工程”，全流程建立藏式建筑工藝檔案。

　　乃朗寺始終將守境護生作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循環支點。守境護生不僅為宗教實踐構建生態文明再生體系，更是引導僧俗共建生命共同體的永續樞紐。乃朗寺通過“碳中和攻堅與無廢創建”深化生態擔當、環保自覺與綠色技能，夯實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踐根基。積極響應“健康中國2030”戰略部署，明確零碳建設目標，建成世界首座高海拔“碳中和寺院”。2500平方米光伏電站年發電100萬千瓦時，減少碳排放800噸；創新應用光儲充一體微電網技術，實現清潔能源100%自給。制定《無廢寺廟管理細則》，推動入選拉薩市2024年度“無廢寺廟”。設立每周五“凈垢日”，內部選拔垃圾分類督導員并開展專項培訓，定期組織垃圾分類宣教活動。在主要區域設置分類垃圾桶并張貼標識，累計清運周邊垃圾1.2噸并資源化處理可回收物2068公斤，建立垃圾兌換激勵機制，將可回收物兌換為生活用品分發，提升垃圾分類積極性。積極參與南北山綠化工程，常態化組織僧眾種植生態防護林。乃朗寺始終將宣教揚善作為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放橋梁。宣教揚善不僅為藏傳佛教文化搭建多向傳播平臺，更是面向社會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途徑。乃朗寺通過云端共享、多語闡釋、實體展覽立體開展文化交流，深化資源開放、跨文化對話與公眾參與，筑牢文化影響力的傳播根基。古籍館建設藏漢英三語“噶舉歷史與文化”數據庫，云端存儲古籍文獻、建筑壁畫等數字資源；開設“百法明門講堂”系列講座，邀請專家學者面向大眾傳播學術思想。圖書館創設雙語智慧閱讀空間，館藏各類圖書上萬冊供僧俗群眾借閱。陳列館策劃“盛世修典·乃朗寺專題展”，展出漢藏佛教美術作品200余件；舉辦“噶瑪噶舉法教源流展”，系統闡釋噶瑪噶舉中國化的歷史歷程；推出“賽卡古托壁畫數字成果展”，復刻呈現14世紀漢藏佛教美術交融的藝術珍品。

　　三、鑄就命運與共的精神高地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強調要促進宗教關系和諧，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并保障宗教在法治軌道上健康發展。作為新時代的基層教職人員，如何積極響應時代號召，配合黨的工作，主動擔當作為，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乃朗寺努力將千年傳承融入時代發展之中：通過深化政治自覺筑牢思想根基，通過嚴格持戒守法夯實法治保障，通過優化安居和合提升生活品質，通過創新固本育人培育時代僧才，通過推進典藏弘文守護文化根脈，通過踐行守境護生建設美麗中國，通過拓展宣教揚善促進文明互鑒。這些探索，是在保持佛教根本精神的前提下，嘗試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背景下的宗教社會功能進行必要的時代調適。具體而言，就是希望通過制度層面的完善和理念上的與時俱進，使宗教活動既能恪守宗教傳統，又能更好地適應和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要求。

　　站在雪域高原回望千年法脈傳承，新時代藏傳佛教的使命日漸清晰。歷史回響與時代召喚共同推動著我們思考前進的方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傳承教義精髓，踐行法制化管理，恪守服務信眾與愛國愛教傳統，自覺適應現代化轉型要求，主動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力量。要達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宗教教職人員的努力尤為重要。在宗教中國化的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崇高境界，為廣大教職人員提供了最生動的精神指引。作為新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活佛，我深切體會到，總書記的這份赤子情懷與佛教“破除我執”理念所形成的深刻共鳴，它啟示我們要超越個體的局限，將信仰實踐更深地融入到服務社會大眾、投身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去。

　　在新時代的歷史坐標下，藏傳佛教中國化不僅是其自身健康傳承的必然要求，更成為了主動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課題。它對內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對外是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文化紐帶，于自身則時刻彰顯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服務民族復興的當代價值。面對時代課題的召喚，包括乃朗寺在內的廣大藏傳佛教界正立足自身傳統，積極探索融入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路徑。探索工作的持續推進，始終仰承于黨和國家的正確指引、三寶威德的清凈加持、教界同修的協力共進，以及社會各界與信眾群眾的堅定支持。正是各方力量的匯聚，推動著藏傳佛教持續煥發獨特文化價值，有效發揮社會功能，為民族復興凝聚共識力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注入和諧正能量。面向未來，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與時代發展，需要持續匯聚這些寶貴力量，共同推進宗教傳承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協同并進。

　　（作者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會理事、西藏自治區乃朗寺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