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史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步入新的探索與發展時期。

　　■新中國70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取得的顯著成就，主要表現為系統撰述類型多種多樣、斷代與專題研究異彩紛呈。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研討受到關注和重視，中國史學史研究走向更高發展階段。

　　■70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不斷探索發展、開拓進取，在研究者的認識、著作的類型、理論的發掘以及專業人才的培養等諸多方面呈現日新又新的態勢。

　　每一門學科都有自身的歷史，文學有文學史，哲學有哲學史，史學有史學史。中國史學史以研究和闡述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為主要任務。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史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步入新的探索與發展時期。

　　探索與發展歷程

　　在中國史學史上，關于史學史的意識乃至史學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問題。受梁啟超影響，有些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研究。20世紀40年代有幾部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專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魏應麒的《中國史學史》、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這幾部著作反映了中國史學史研究草創時期的學術成果。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史研究邁上探索與發展之路。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為新的探索與發展奠定理論基礎的時期，其標志是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后史學界關于史學史研究的大討論。北京、上海、廣州、西安等地的許多史學工作者參與研討，就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對象和任務、范圍和內容以及發展規律等問題，發表各自的見解。在這次大討論的推動下，涌現出一批很有學術價值的論文，起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索史學史研究路徑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學史》一文，就史學史的定義、對象和任務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署名師寧的文章《簡論為什么要研究中國史學史》指出：中國史學“無論在史學理論方面，還是在歷史編纂學方面，都有自己的燦爛的成績和創造性的發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學價值。白壽彝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大經常任務”，史學史研究者必須詳細占有資料和不斷提高理論水平，必須善于區別精華和糟粕。在這里，作者把史學史研究的主體、客體和主客體關系都講到了。同時，根據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制訂的計劃，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歷史系開始招收中、西史學史專業研究生，培養這方面的研究人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史學史研究踏上新的發展之路。一些高等學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史學史研究機構，1981年《史學史資料》更名為《史學史研究》并向國內外公開發行，史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養逐年增加，加之全國性的中外史學史研討會經常舉辦、海峽兩岸史學史研究者的學術交流不斷擴大。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學史研究形成生機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斷積累、研究領域不斷開拓。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歷史學同哲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一樣，面臨新的時代要求，肩負重大歷史責任。中國史學史作為中國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比如，積極探索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的方法和路徑已成為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這就要求史學史對我國史學的學術遺產作認真清理，并對其中的優秀內容進行轉化和發展，為當前史學發展所用，以彰顯史學的繼承性與民族性。這對于中國史學史發展而言是新的發展機遇。

　　取得顯著成就

　　走過70年的探索與發展之路，中國史學史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顯著成就。

　　系統撰述類型多種多樣。一般說來，系統的中國史學史撰述，旨在總攬全局、疏通脈絡、揭示規律，而各種專著則又各有側重、風格不一。概括說來，系統的中國史學史專著有以下幾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20世紀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兩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國古代史學史》和劉節著《中國史學史稿》，它們都以斷代史觀念為框架進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張孟倫著《中國史學史》大致同此。第二種類型是以社會形態劃分作為撰述內容的框架，如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在理念上與此書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國史學簡史》。第三種類型是以斷代史的觀念與各斷代時期史學的特點及其發展進程相結合，作為撰述的框架，如白壽彝主編的6卷本《中國史學史》、喬治忠著《中國史學史》、謝貴安著《中國史學史》。第四種類型是以斷代史的觀念與各斷代時期史學的特點及其發展態勢和特質相結合，作為撰述的框架，如倉修良著《中國古代史學史》、瞿林東著《中國史學史綱》等。第五種類型是把中國史學史概括為3個階段形成整體框架，即：“從‘史’的產生到第一次系統總結”（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發展，古典史學的終結”（中唐至清中期）；“社會格局屢變，史學不斷更新”（晚清至民國），參見謝保成著3卷4冊《增訂中國史學史》。由此可見，撰述內容在結構上的不同類型，反映了研究者對于史學史的整體把握與發展狀態的不同認識，顯示出各自的特點。但它們之間也有基本的共同點，即都彰顯了中國史學發展的連續性和成果積累的豐富性。

　　斷代與專題研究異彩紛呈。斷代與專題研究的開拓，是中國史學史研究深入發展的表現。數量眾多的斷代史學史與專題史學史，以及史家傳記、史學名著評介、史學史資料編年、史學史文獻整理等專著不斷涌現，形成異彩紛呈的發展態勢。首先，斷代史學史研究不斷取得進展。先秦史學史、秦漢史學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漢唐間史學史、六朝史學史、隋唐五代史學史、宋代史學史、遼金元史學史、明代史學史、明清史學史等，這些斷代史學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許殿才著《秦漢史學研究》內容充實、分析深刻；胡寶國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思路開闊、立論新穎。其次，專題史學史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如關于官修史書研究，分別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書研究（包括明清實錄研究），論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關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潤珍著《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王記錄著《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等等。這里要特別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國近現代史學思潮與流派（1840—1949）》，是一個史學群體積20余年之功而成的鴻篇巨制，對中國近現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作了詳盡的論述。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專題史學史研究。一是關于系統論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中國史學成就的論著，如桂遵義著《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張劍平著《新中國史學五十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等等。二是關于少數民族史學的研究。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史金波、關志國所著《中國民族史學史綱要》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地論述中國少數民族史學史的著作。

　　20世紀80年代以來，還有一些學者出版了中國史學史研究論集，因研究對象不同、視角不同，可謂“百家爭鳴”、各具特色。如朱維錚著《朱維錚史學史論集》、李紅巖著《中國近代史學史論》、瞿林東著《唐代史學論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港、臺地區的學者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多有建樹，如李宗侗著《中國史學史》、杜維運著《中國史學史》《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中西古代史學比較》，等等。

　　理論研討日趨熱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史的理論探討受到關注和重視，這是史學史研究走向更高發展階段的表現。這是因為史事反映人們的感性認識，理論則反映人們的理性認識，是認識史學的高級階段。

　　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20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現出不斷發展的趨勢。1983年，《歷史研究》編輯部編的《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一書出版。陳其泰主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是力圖在這方面作出總結的著作。于沛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論叢》，以及現已出版5輯的系列論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匯集了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論文，討論范圍寬廣，多有別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編的《唯物史觀與新中國史學發展》反映了唯物史觀在歷史學各領域研究中的指導作用。此外，于沛主編的6卷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綱領宏大、論述翔實，是一部開創性著作。

　　關于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研究。20世紀60年代，白壽彝提出史學遺產中“有正確的歷史觀點”，這推動了關于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研究。瞿林東主編的3卷本《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第一次系統地揭示了中國古代史學中的歷史理論遺產。吳懷祺主編的10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是這一領域極具規模的首創之作。中青年學者在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晉南北朝史論研究》《明代歷史理論研究》《18世紀中國史學的理論成就》《中國近代史學理論的形成與演進（1902—1949）》等。李振宏著《當代史學平議》，是一部具有較強現實性的理論著作。這些理論成果，對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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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伴隨著偉大祖國前進的步伐不斷探索發展、開拓進取，在研究者的認識、著作的類型、理論的發掘以及專業人才的培養等諸多方面呈現日新又新的態勢。在新時代，中國史學史應繼續推進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著重發揮自身連續性發展的特點和成果豐富的優勢，努力在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中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