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這片被稱為“羌塘”的廣袤北方高地，于我而言，早已不是單純的地理名詞，而是鐫刻在生命里、讓我魂牽夢縈的“第二故鄉”，是我人生旅途中永遠激情飛揚的“精神高地”。近日，翻閱《雪域情緣——遼寧援藏人在那曲》一書，那些與藏北深深交織的記憶，如潮水般涌上心頭。 

　　我的藏北情緣，始于1987年初。那一年，我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不久，主動申請從新華通訊社青海分社調入西藏分社擔任攝影記者。這份選擇，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在此之前，我從青海分社的一名汽車司機，憑借努力考入北京帶工資求學，歷經十年追求，終于圓了記者夢。而進藏的首站，便是藏北高原。 

　　自此，無論是在崗時在藏工作，還是退休后多次重返，這片土地的一切都讓我難以忘懷。正是這片“缺氧不缺精神”的熱土給予我的激勵，讓我在新華社成長為高級記者，還收獲了中國攝影家、中國作家、西藏作家等頭銜。即便退休，我仍在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會任職，只為能 “常回家看看”，延續這份不老的藏北情。 

這是昔日雙湖辦事處（現雙湖縣）小鎮舊貌（唐召明1987年夏攝)

　　藏北對我的恩情，我從未敢忘。深入“無人區”采訪時突發高燒臥床，是牧民藏醫快馬疾馳趕來救治；卡車在唐古拉山下翻車，是 “天下第一道班”109道班的工人們伸出援手，助我們脫離險境；走過的每一頂牧民帳篷里，都有著牧人們最熱忱的款待…… 這些溫暖的片段，早已融入我的血脈，成為我前行的力量。 

　　藏北高原總面積約六七十萬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西藏那曲市境內，曾被外國旅行者描繪成“窮山惡水”“人畜難以生存”的恐怖之地。特別是這里的西北部平均海拔達5000米，空氣稀薄、氣候多變、野獸出沒，是令許多旅行家望而卻步的“生命禁區”。但在 40多年前，這里迎來了一批勇敢的拓荒者——來自西藏那曲地區（現那曲市）申扎縣的2053名牧民，他們趕著16萬多頭（只）牛羊踏入亙古荒原，揭開了藏北無人區的神秘面紗。 

　　1976年1月，為科學保護、合理開發利用藏北高原西北部無人區的豐富資源，緩解班戈、申扎等縣的草畜矛盾，經西藏自治區和那曲地區批準，先后設立雙湖和文部兩個縣級辦事處，藏北開發的偉大事業就此啟航。 

　　拓荒者在雪山草原間建起新家，放牧牛羊、繁衍后代；一批批各族干部來到這里，為遷徙的牧民群眾提供著各方面的服務，從事著開發性事業。后來，文部辦事處改為以太陽命名的尼瑪縣，雙湖辦事處先為特別區，最終升格為雙湖縣。雙湖縣也因此成為中國最年輕、世界海拔最高的縣級行政區。 

　　作為新聞工作者，開墾“無人區”這塊新聞處女地，記錄20世紀70年代的早期拓荒者的故事，成了我一次次奔向這片“生命禁區”的不竭動力。 

　　從1987年起，我先后12次闖進藏北“無人區”，歷經艱難險阻，收獲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其中2001年7月6日跟隨“洛書記”考察班戈縣保吉鄉娘日貢東溶洞的經歷，尤其讓我難忘。 

這是開發藏北無人區拓荒者洛桑丹珍（前排蹲者）與其所率領的勘察小組成員，在無人區合影留念（唐召明提供，1973年夏攝）

　　我習慣稱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洛桑丹珍為 “洛書記”，不僅因為他是開發藏北無人區的雙湖首任書記，還曾任那曲地委書記，更因為我們有著30年父兄般的友誼。這位從農奴成長為國家主人的副省級干部，命運的轉折始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在舊西藏，他因父母是貴族的奴隸，從小就沒有人身自由，10多歲時常餓著肚子在拉孜（現拉孜縣）給貴族看孩子。1954年，“金珠瑪米”（解放軍）送他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預科班讀書；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他提前結束學業返回西藏參與家鄉建設。 

這是昔日文部辦事處（現尼瑪縣）小鎮舊貌（唐召明1989年12月份攝）

　　20世紀70年代，時任申扎縣縣長的洛桑丹珍，為解決牧民溫飽與草畜矛盾，三次帶人深入這片“萬徑人蹤滅”的荒原考察，考察成果有力推動政府作出開發決策——將申扎縣一分為三，成立雙湖、文部兩個縣級辦事處，才有了2053名牧民首批進入無人區的壯舉。 

　　那次考察溶洞，洞口狹窄僅容一人進出。我堅持要進洞，洛書記卻阻攔道：“那不行，你是漢族，扛不住，在洞口守著就行。”他把我留在洞口，自己鉆進了氧氣不及平原一半、洞內氧氣更稀薄的溶洞。不一會，63歲的洛書記和藏醫學專家格桑頓珠像“土人”般從洞里退出來，我上前拉拽時，眼眶瞬間濕潤。這份對我的關懷，讓我深刻感受到藏漢族之間深厚的情誼。 

　　這是率隊在藏北無人區科考中，時任西藏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洛桑丹珍搶著去身后狹小的洞里去探洞。當爬出洞時，全身沾滿了泥土（唐召明2001年7月6日攝） 

　　藏北“無人區”牧民與干部的淳樸善良，也一次次溫暖著我。1987年盛夏，我獨自搭乘汽車闖進無人區，遭遇搭車難、吃飯住宿難、語言不通采訪難等問題，可“無人區”人民的厚愛讓我銘記至今。 

　　1988年11月，得知那曲地區科委風能實驗站的汽車要去雙湖辦事處嘎措鄉維修風力發電機，我帶上裝備，乘長途客車趕到那曲鎮。 

　　彼時初冬的藏北已冰封雪鎖、滴水成冰，卡車駕駛室只能坐三人，我和另外三人本需坐在裝青稞的車廂里。出發前，風能實驗站站長茨真帶我到司機索加家商量輪換坐駕駛室，可第二天清晨，索加執意把我拉進駕駛室。凜冽寒風中，我裹緊老羊皮大衣仍覺寒冷，更別提車廂里的人了——他們臉凍得發紫，手腳不聽使喚，下車“小解”都站不穩。我提出和索加患有疑似癲癇的弟弟才旺換位置，卻被才旺拒絕。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里，在無遮無擋的車廂里待幾小時，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毅力。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和諧，以及藏族人民崇高的美德。 

　　我與時任雙湖辦事處主任索朗公布的“從冷到熱” 故事，也讓我記憶猶新。1987年盛夏，我第一次獨闖“無人區”時未能見到他；1988年10月，我在拉薩找他采訪，卻因一位記者一年前的失實報道讓他對記者產生反感，遭遇冷遇。可一個月后，我再次獨自搭車闖進無人區，他卻對我格外熱情，還向我道歉，說看到我不辭辛苦 “扛大廂”（坐在卡車車廂里）來無人區，改變了對記者的看法。他真誠地稱我是“雙湖最好的朋友”，還擔心我去海拔太高的嘎措鄉會倒下，這份真摯的關懷，讓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頭。 

　　我從小熱愛文學，懷揣當作家的夢想。1989年，在1987年、1988年兩次獨闖藏北“無人區”后，我與新華社恩師張萬象合著出版了《神秘的藏北無人區》。這本書的出版得到那曲地委行署領導的高度重視，不僅資助一萬元出版費用，還請時任那曲地區文化局局長阿布審讀書稿。 

　　初次涉足文學領域，記錄藏北“無人區”開發建設史對我而言猶如登天，但兩次闖無人區的所見所聞所感，讓我內心抑制不住地渴望分享，于是在激情與恩師的鼓勵下，我利用休假時間，一點點完成了這部10多萬字的初稿寫作。 

這是參加文部辦事處基層政權建設工作現場會“訪問團”人員在參觀文部辦事處小學（唐召明1989年12月份攝）

　　此書出版后，我恰好第三次進藏北“無人區”。1989年歲尾最后一天晚上，文部辦事處的會議室里熱鬧非凡，“寒舍迎佳賓，喜聚慶新年”的紅色橫幅懸掛著，我和來參加那曲地區基層政權建設工作現場會的各縣領導齊聚，一杯杯祝賀書籍出版的慶功酒被我一飲而盡。 

　　我本有半斤多北京“二鍋頭”的酒量，一高興便不顧近5000米的海拔，啤酒、白酒來者不拒，那是我在高海拔地區醉得最厲害的一次，直到第二天中午仍胃里火燒火燎。 

　　自此，我的寫作一發不可收。除了攝影報道，我還撰寫文字報道，成了“一手拿筆、一手持相機”的“兩棲記者”。我渴望通過不同形式的報道，讓更多人了解藏北高原和這里的人們。后來，我又獨著出版了《走遍藏北無人區》《圓夢 “天路”》《極地羌塘》等紀實圖文書。　        

　　2003年，我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2017年，我先后加入西藏作家協會與中國作家協會，兒時的文學夢想終于照進現實。 

　　六年前，為向世人展現真實、發展變化的西藏，中國西藏網為我開設 “藏北故事”專欄。我筆耕不輟，至今已撰寫發布180篇圖文故事，這項工作仍在繼續。 

　　有人說，在藏北，只需沉思一分鐘，便會終生難忘。這里的大自然蘊藏著巨大魅力，更與牧民頑強的生命力、他們締造的文化融為一體…… 

　　藏北，這片 “世界屋脊的屋脊”，是我永遠感恩的 “第二故鄉”，更是我人生中永遠激情飛揚的 “精神高地”，這份情緣，將伴隨我的一生。（中國西藏網 文、圖/唐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