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陳慶英先生認識始于1978年，這一年他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師范學校考入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文系古藏文專業，攻讀碩士學位。這個碩士研究生班還有格桑益西、端智嘉、謝佐（因他在北京身體不適，后轉入青海民族學院）等四人。此時，我已經在少數民族語文系工作了，因為我是藏語文專業畢業的，又有在少數民族語文系工作的便利條件，我隨同這個班的四位同學聽了王堯教授講授的《敦煌藏文文獻》；東噶·洛桑赤列教授和洛桑群覺教授講的《藏文典籍文獻》；格桑居冕教授講的《藏文文法》；佟錦華教授和耿予方教授講的《藏族文學史》；王輔仁教授講的《藏族史》和《藏傳佛教史》。當時由于工作忙，偶爾有時候不能去上課，我就去借陳慶英先生的聽課筆記，補上這些課的內容。每當我借筆記之時，陳慶英先生非常熱情，不僅將所有聽課筆記毫無保留拿給我，而且每次都要將老師講授的重點和他所了解的要點介紹給我。從他的幾大本聽課筆記中可以看出陳慶英先生學習非常認真勤奮，聽課筆記記錄的內容全面，條理清晰，字體工整美觀。此外，他在上學期間，生活簡樸，從來不講究吃穿，在飯堂經常買最便宜的飯菜。我看到他生活特別簡樸，就在星期六、日請他到我家中改善伙食，每到我家吃飯時，一定要為他準備一瓶白酒。由于我酒精過敏，有時候吃飯時忘記給他上酒，此時他慢慢悠悠地說：“小周，你給我準備的杜康酒還不拿出來。”他一般不喝快酒，經常是邊喝邊聊，一邊喝一邊談他的生活經歷、學術生涯以及治學方法。有時喝到盡興之時，還要唱上幾句青海的花兒或格薩爾的篇段。從與陳慶英先生交往過程中，一方面學到了不少藏學的知識，另一方面我也越來越愛好藏學專業。198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西藏，后根據西藏工作的需要，指示中央民族學院成立藏學研究所，隨后我就調入了藏學研究所工作。1981年，陳慶英先生研究生畢業后，他和阿沛晉美（王輔仁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分配到藏學研究所工作，此期間我與陳慶英先生朝夕相處，受益匪淺。我不僅學習到了從事藏學研究必需的基本知識和學術研究的方法，而且確定了依靠藏文文獻來研究藏族歷史的學術方向，后與陳慶英先生翻譯藏文歷史文獻《紅史》和《薩迦世系史》，并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4年，陳慶英先生由于家庭原因和青海方面的動員，他調回了青海社會科學院工作。雖然我們不在一起工作了，但他時刻關心著我，有新的資料和研究選題隨時告訴我。我到青海進行課題調查時，他和愛人永紅老師給我工作和生活上提供了諸多方便，還經常請我到他家吃飯，永紅老師做的手把羊肉，至今難以忘懷。

　　在與陳慶英先生相處的日子里，我還感受到他是一位性格開朗、不急不躁的學者。他遇到再難或不痛快的事情，也嘿嘿一笑就算了事。記得他在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工作期間，有一次他因家中有事兒請假回家辦理，可是剛到家沒幾天，所領導就反復給他打電話、發電報，催他回所。結果他回到所里，問領導有什么重要事兒？領導告訴他說：“沒有什么重要事兒，就是讓你回來上班。”他嘿嘿一笑，什么也沒有說就離開了。

　　陳慶英先生不僅知識淵博，而且還善于將知識和新的資料傳授給別人，不管是認識不認識的人，只要向他請教，他都想盡一切辦法給于指導和幫助，做到了有問必答。他在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任教期間，教學十分認真，除了指導自己的博士學生外，還經常輔導其他導師的學生，并給學生提供資料和書籍，得到了許多學生的贊揚和好評。直到今天凡是我遇到曾與陳慶英先生有過交往的學生，都對他贊口不絕，并表示對陳慶英先生的懷念。

　　陳慶英先生退休以后，我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2017年8月11日，西藏社科院組織召開了翻譯歷代班禪大師傳交流審稿會，此次我與陳慶英先生在西藏相處的時間較長。開始我們同西藏社科院的有關領導以及翻譯歷代班禪大師傳的譯者十多人共同參加會議，在會上陳慶英先生詳細介紹了他翻譯六世班禪大師傳和八世班禪大師傳的情況，并回答了譯者們提出了一些翻譯中出現的難懂的詞匯和一些歷史事件，對于歷代班禪大師傳譯文中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他都引經據典，做了詳細的講授。會議結束后，我們三人（陳慶英先生及西藏社科院古籍出版社的普瓊社長）一起去扎什倫布寺拜見了十一世班禪大師，向大師匯報了翻譯歷代班禪大師傳的情況，得到了大師的肯定和贊揚。此后，我陪同陳慶英先生到拉薩參觀了大昭寺、布達拉宮以及八廓街等地方。

　　與陳慶英先生相處的日子，給我留下深刻而難以忘懷的印象，他的言行一直激勵著我為藏學事業不斷努力工作。陳慶英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藏學研究成果以及治學的方法和經驗永遠留在我的心中，永遠留在藏學界。（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周潤年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藏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