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金宇澄使用“獨上閣樓”這個網名在“弄堂網”上開帖，帖文開頭描述了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中男主角梁朝偉“獨上閣樓”的經典一幕：“……電燈下面數鈔票，數清一沓，放進西裝內袋，再數一沓，拿出一副撲克牌，捻開細看，再摸出一副。接下來梳頭，三七分頭，對鏡子梳齊，全身筆挺，骨子里疏慢，最后，關燈。這半分鐘，是上海味道。”這篇文章便是后來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繁花》的雛形。

　　20世紀60年代隨家人從上海遷至香港的王家衛，將小說《繁花》拍成了電視劇，這也是王家衛導演的首部電視劇。王家衛說：“我的解讀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對于沒看過原著的觀眾，這個劇集只是蛋糕中的一塊，看完之后意猶未盡，我建議你們去看原著。”

　　電視劇《繁花》開播后，本報邀請多位文化、工商領域人士，從不同角度解讀他們心中的《繁花》。

　　在響與不響，似與不似之間

　　(溫方伊，南京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舞臺劇《繁花·第一季》《繁花·第二季》編劇)

　　電視劇《繁花》難得一見地推出了兩個版本——普通話版和滬語版。近年，地方文化保護和傳承愈加受重視，方言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滬語影視作品依舊鮮見，人們回憶起知名的滬語電視劇，還是20世紀90年代的《孽債》《奪子戰爭》，因此滬語版《繁花》電視劇的熱播尤有意義。

　　一般提到小說《繁花》，都說是滬語小說，然而說起《繁花》的語言，又不僅僅是滬語那么簡單。

　　作為兩季《繁花》舞臺劇的編劇，我對《繁花》改編之困難深有體會。其難度，在于可供延伸的方向太多。小說中有大量“不響”，似乎處處留白，然而，人物“響”起來，又往往如流水疊浪，一浪未盡，一浪又來，潮潮翻翻。一方話里有話，語意不盡；一方笑笑不響，心緒起伏。在這種“響”與“不響”之間，編劇似乎什么都可以寫，又似乎寫什么都不是那個味道。

　　一大難點還是語言。金宇澄老師的《繁花》語言，在“似”與“不似”之間。小說中有一段阿寶與蓓蒂關于郵票的對話，幾乎全是花卉、果蔬名稱鋪陳，便用了2000字，信息之密，幾令人暈頭轉向，其中一段寫道：

　　“蓓蒂說，蘋果，生梨，花旗蜜橘，葡萄，卷心菜，洋蔥頭，黃瓜，洋山芋，番茄，芹菜，生菜，大蒜頭，大蔥，香菇，蘑菇，胡蘿卜，香瓜，西瓜，外加火腿，蹄髈，熏肉，鱒魚，野雞野鴨，統統堆起來，下面臺布，旁邊有獵槍，子彈帶，煙斗，煙斗絲，獵刀，捏皺的西餐巾，銀餐具，幾只切開大面包，小面包，橄欖油，胡椒瓶，幾種起司，蛋糕，果醬，白脫奶油，辣醬油，牛奶罐，杯子，啤酒，茶壺，葡萄酒，旁邊，是厚窗簾。阿寶說，乖小囡，記性真好，靜物小全張，大面值法郎，一般的集郵簿，絕對擺不進的。”

　　這類語言，在《繁花》中比比皆是，短促的詞匯堆疊，綿密不透風。這類“報菜名”一般的語言絕非現實語言，它屬于文字，在紙上有著文字的美感，然而這類文字又帶有節奏，從視覺作用于聽覺，爽快清脆，是說書人話語。

　　又如芳妹與陶陶相吵，說的盡是男女之事，陶陶離家出走，來到小琴處尋安穩：

　　“造化弄人。這天半夜，陶陶昏頭昏腦回到延慶路，進門竟然一嚇。房間里，取暖器燒得正熱，臺面上一只電火鍋，一盆羊肉片，一盆腰花，還有餛飩，黃芽菜粉絲腐竹各一盆，一對酒杯，兩雙筷，兩碟調料。小琴穿一件湖縐中袖鏤空睏袍，酥胸半露，粉面桃花。”

　　不先寫人，而寫火鍋，不籠統地寫，而是仔仔細細、慢慢鋪排地寫。陶陶靜下來，讀者也先靜下來。靜而有意，這是高級寫法，寫的雖是不上臺面的事，但文字格調不淪于齷齪。“上帝不響”，讀者也是上帝，太陽底下無新事，無論羊肉腰花，事無巨細，便是一切似有意義又似無意義，靜下觀瞧即可。

　　似口語又似書面語的語言，將讀者從書中花花世界拉出，保持距離，另眼旁觀，不至于褻玩。而故事脫離于文字，化為真實的人來人往，那些話語從人口中說出，便不是這般感受了。

　　將文字轉化為戲劇節奏、視聽語言，又保留原著的底色，是每個改編者都要面對的難題。不同類型的改編作品各有其貌，亦是一種繁花似錦。

　　王家衛對故鄉的一份情懷

　　(商志剛，民盟上海市靜安區委會秘書長)

　　在電視劇《繁花》中，我看到了香港著名導演王家衛高超的制作水準，也不禁回想，香港的文化、香港的電影在70年間的發展歷程。

　　抗戰結束以后，香港作為聞一多先生《七子之歌》的主角之一，彼時鮮有名家名作，大批內地的特別是上海的導演、演員到了香港，他們創辦電影公司、文化機構，創作了大量文藝作品。大家熟知的影壇三兄弟——秦沛、姜大衛、爾冬升，他們的母親紅薇就是從上海過去的影星。伴隨著內地對香港電影的影響，香港影視業不斷地積累、發展，鑄就了香港影視文化的經典和不朽。20世紀80年代播出的電視劇《上海灘》里，由周潤發飾演的許文強，那瀟灑的身姿，由趙雅芝飾演的馮程程，那迷人的回眸一笑，成了幾代人難忘的記憶。

　　王家衛出生在上海，1963年隨家人由上海來到香江之畔。在香港，他拍攝了大量的經典作品，從成名作《旺角卡門》到大放異彩的《花樣年華》，他的很多作品里有上海的元素，更有香港文化積淀的成果。

　　香港和上海兩地文化相通。王家衛的電影里滿懷著對故鄉的情懷和寄托。在電視劇《繁花》中，充滿上海風情的對白，曹家渡、靜安寺、大自鳴鐘、北四川路等熟悉的地名，從中我們看到王家衛的一份真摯鄉愁。

　　原著小說和電視劇是對那些生于上海、長于上海，對上海民風民情以及城市變化熟稔于心的老上海人的一份真實記錄。原著作者金宇澄是上海人，普通老百姓如何買一根油條、如何用一張草紙，在小說中都有真實的體現。

　　改編是對導演的重要考驗。在電視劇的光影交替中，我們看到平凡人在時代的潮流中呈現出種種不平凡，也看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在改革開放中昂然向上的拼搏和奮斗，看到上海融入世界的激情和努力。

　　上海何以成為海納百川的上海？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個個平凡而昂揚向上的小人物。在這部電視劇中，我們看到，上海的成功是必然的，因為每一個上海人都不甘于平凡，都愿意在這一座城市中發光發熱。

　　一部《繁花》，是鉤沉沉思，更是蓄力前行。誠愿上海的明天更好。

　　《繁花》中的民營經濟元素

　　(王昌范，民建上海市委會理論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聯原調研員)

　　普通話版、滬語版電視劇《繁花》同時播放，著實吊足了觀眾的胃口。“墨鏡導演”王家衛打磨三年，首部小熒幕作品姍姍來遲，哪能不引人關注！

　　電視劇《繁花》的影像語境無疑是高級而藝術的，劇中的攝影、構圖、運鏡、色彩、影調、節奏、剪輯、音樂、音效……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一般而言，一部劇，觀眾的關注度往往在于劇情發展、男女主角、影星演技……而劇情敘事中，通過角色揭示一個時代命題往往被忽視。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總量遞增的關鍵時期。《繁花》中的“爺叔”“寶總”(原著中的阿寶)“玲子”“李李”，黃河路上飯店的老板娘，“杭州小老板”(即湖西針織廠的“范總”)，以及寧波針織廠的“小寧波”，他們實際上都是商業經營者，隨著市場經濟大浪淘沙，有的由個體經營戶發展成為民營企業家。

　　游本昌出演的“爺叔”被描寫為老上海有豐富“商戰”經驗的工商界人物，曾因“投機行為”被關進“提籃橋”(監獄)。電視劇第一集便是“爺叔”被釋放后，阿寶(胡歌 飾)找他“取經”。

　　在與阿寶合作前，“爺叔”幾次測試阿寶，是否守時、是否說話算數。當阿寶湊足6000元，一路狂奔，準時出現在指定地點時，“爺叔”認為這個人可以合作。在往后的合作經營中，“爺叔”教會了阿寶做生意，更教會了阿寶做人。阿寶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寶總”。

　　“杭州小老板”“范總”(董勇 飾)是一個鄉鎮企業家。鄉鎮企業是集體經濟一種形式，“范總”承擔著有300多名員工的湖西針織廠的經營責任，該廠生產的“三洋牌”針織產品，不光打進南京路著名的“滬聯商廈”，而且還要爭取更大的外貿“單子”，爭取出口創匯。“范總”為此左沖右突，不顧一切，拼命巴結“寶總”。

　　“范總”這個角色是屬于被諷刺被嘲笑的人物。在滬語版里，“范總”講的是蘇北話，在老上海，在上海滑稽戲中，人物使用“蘇北方言”一般均是被“戲謔”的對象，而觀眾如果同為做企業的人，難免會對“范總”心生同情。

　　寧波針織廠的“小寧波”(喻恩泰 飾)，角色設置也是一位鄉鎮企業家。起先，他試圖仿造“三羊牌”的針織產品，制造的產品幾乎可以亂真，是“寶總”引導他有品牌意識，打造自己的品牌，遵守法紀，走入正途。

　　劇中，“寶總”將這批仿冒的針織產品存放在進賢路“夜東京”餐館里，原本是想觀察市場變化再做決定，而在商品緊缺時代，貨物一進一出，高額利潤的誘惑，導致“夜東京”老板玲子(馬伊琍 飾)跟她的投資人(也是“老相好”)“寶總”發生口角，這段戲演得十分到位。戲劇沖突集中在某個點上，實際反映著沖突背后那個時代的人的利益觀。

　　《繁花》無疑包含著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這朵盛開的“鮮花”。眾所周知，企業家命運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與時代同呼吸、共患難，民營企業家也是如此。改革開放40多年，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感謝《繁花》，讓我們靜心審視新時期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促進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健康成長的各項舉措。我們有信心，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使“四分天下有其一”民營經濟再闖出一片新的天地。(完)(本版文字由《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