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權衡（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指出，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強支撐。面對宏觀經濟“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需要在督促落實已有政策的同時，針對形勢變化抓緊研究政策預案，及時出臺有利于市場預期穩定的措施。用制度穩定預期不僅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而且對應對好預期轉弱，激發市場主體的動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意義也十分重大。

　　用制度穩定預期，向體制機制要增長動力

　　在國內外環境不確定性日益增多的情況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沖擊，2022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中國經濟增長短期面臨下行壓力增多，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所指出，“消費和投資恢復遲緩，穩出口難度增大，能源原材料供應仍然偏緊，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困難，穩就業任務更加艱巨”。因此，做好2022年的經濟工作，關鍵是要突出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確保宏觀經濟大盤穩定，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完成這個目標，除了短期內綜合運用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手段和工具，主動調控、積極引導、協同發力之外，更要發揮好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激勵機制和作用，用制度穩定市場預期，進一步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塑造增長內生動力。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激勵約束機制有助于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創新創造活力。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大的優勢在于內含的對稱型激勵約束機制，即有效的激勵機制與有效的約束機制相統一，從而有效克服信息不對稱產生的各種交易成本，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激勵市場主體自主創新創造，形成增長的內在活力和動力。“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實際上就是指市場主體在產權激勵條件下，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進行一系列資源配置和創新創造，從而形成發展內生動力。因此，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該具有這樣的基本功能：一是能夠內生地激勵創新和創造的功能，這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功能，但需要有正確的完善的激勵機制設計，如完善的產權激勵機制、價格激勵機制以及有效的市場供求和競爭機制等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好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二是市場主體要根據成本收益原則進行自主決策的激勵約束機制，雖然市場主體要以利潤最大化為原則進行有效資源配置，但同時也要遵循成本最小化的約束，完善的成本收益比較機制，必然會對市場主體的微觀決策發揮正確的引導和約束作用。

　　成熟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預期管理機制有助于穩定預期、引導合理預期發展。宏觀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和運行，需要強化和穩定市場長期和理性預期的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大的優勢就在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一般而言，市場預期具有波動性和不穩定性，在具有合理預期的同時，往往也具有非理性、不合理預期的特點。因此，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雙重機制和作用，可以有效地克服市場非理性預期的缺陷。通過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如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政策調節等積極作用，引導和改善市場預期，穩定投資預期，引導消費心理，從而形成穩定持續向好的市場預期，這對穩定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要加快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緊密結合、激勵與約束機制合理對稱、成本收益原則積極引導、供給與需求機制充分作用等功能完善、信號明確、機制暢通的體制機制條件，進而用好用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激勵機制和預期管理機制，推動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和長期向好。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指引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健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越來越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也在發揮更好作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日臻完善。但是，從新時代我國發展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來看，從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與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來看，從激勵微觀主體創新創造活力和動力、強化市場合理預期等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短板和問題；尤其是與新時代加快建設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相比，仍然存在一定距離。

　　高標準的要素市場體系不夠健全。相比較商品市場體系建設，我國要素市場體系建設仍然滯后，特別是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程度不夠高，有形甚至無形的市場障礙和壁壘仍然阻礙著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尚未真正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體系；市場壟斷因素與不正當競爭因素并存甚至相互交織，市場有效監管能力和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要素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統一，必然會帶來市場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較高，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對稱，無法形成對市場主體創新創造的激勵動力和合理性預期。

　　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還不夠健全。尤其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國資國企與民資民企如何平等競爭、共同發展，如何真正從制度設計和產權體制機制創新上真正實現和確保“兩個毫不動搖”，真正通過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提升國資國企的市場競爭力和科技創新力，真正通過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產權，發揮產權對市場主體的創新激勵，發揮法治作用對企業家精神的弘揚和保護等，仍然存在較大空間。

　　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如何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標志和顯著特征。從高水平、系統完備、成熟定型的基本要求來看，需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發揮國家發展戰略、宏觀財政政策、宏觀貨幣政策、微觀經濟政策、產業規劃政策、區域發展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科技創新政策、社會政策以及投資、消費、環保等各類政策手段和工具相互之間分工合理，高效協同，共同形成要素齊全、功能完善的現代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同時，考慮到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影響的重要因素，也要推動國內宏觀經濟治理如何更好與全球經濟治理有機銜接，更好地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形成內外良性互動的政策效應。

　　營商環境距離高水平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目標仍然存在一定的距離。按照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目標，如何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有效監管、社會服務，建設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等方面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快探索；如何從事后監管轉向事中事后監管，既體現監管高效，又體現審慎包容，這是檢驗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試金石。

　　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銜接性、穩定性和一致性

　　從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發展以及進一步穩定我國經濟增長、激勵市場主體創新創造的動力和活力，確保2022年宏觀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來說，以下幾方面需要予以高度關注。

　　一是以系統集成式改革為契機，全方位塑造和完善市場主體的內生動力。從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集成性、協同性新特點和新要求出發，進一步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強化產權激勵機制，最大限度激勵各類市場主體的創新創造，引導和增強市場微觀主體的穩定性預期。進一步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用系統性和戰略性思維方式，推動“兩個毫不動搖”更加制度化、定型化、協同化、完備化，全方位、系統化塑造和完善微觀主體的動力機制，確保各類市場主體順應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發展方向。

　　二是以構建新發展格局為契機，加快推動國內統一大市場體系建設和高標準要素市場建立。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是兩個循環兩個市場相互促進、兩種資源能夠自由流動。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核心是建設統一高效、競爭有序的要素市場體系，堅決破除各種阻礙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體制機制障礙，以高標準要素市場建設促進各類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加強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的規制建設。同時，更加注重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是以建設自貿區功能升級版為契機，加快營造更加一流的國際營商環境。自貿試驗區建設從試點到擴容，本質上都是在不斷加快制度創新，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目前，很多自貿區建設正在推動功能升級版建設，把重點放在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優化放管服以及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市場公平準入與有效監管改革等方面，從而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建設，為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發展與競爭提供更科學、更透明的合理性預期。

　　四是以制度型開放為契機，用更高水平開放推動高水平改革。從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是新時代我國高水平開放發展的基本方向。聚焦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新趨勢，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的規則，加快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充分利用好制度型開放，進一步提升我國對外開放的水平、層次和能力，推動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以更高水平的開放推動更深層的改革，以規則、規制、標準和管理等制度型開放，推動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而培育我國在新的環境下參與國際經濟與合作的新優勢。

　　五是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要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和現代金融體系，加快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機制和宏觀調控體系。加快推動財政稅收和金融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和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注重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和調節手段、工具更加協調、更加有效，確保各類政策聚焦穩定增長而“相互補臺”，防止政策政出多門與“合成謬誤”對宏觀經濟穩定性預期的影響和沖擊。因此，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相互之間的銜接性、穩定性以及對政策預期的一致性，引導中國經濟穩定增長，行穩致遠。